易中天中华史12:南朝,北朝_易中天【完结】(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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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改革,势在必行。

  改革是全方位的。从“扫huáng打非”(废除房中术,清理伪书)、制度创新(增订斋戒仪范和戒律)到整顿组织(改革教职父死子继的陈规陋习),不一而足。但最重要的,是坚决维护国家政权,严禁妖言惑众,犯上作乱。

  这才是关键所在。

  改革后的道教被称为新天师道,也称北天师道。它的核心价值其实就是儒家主张的三纲五常,宗教形式和观念则大量模仿照搬佛教,包括立坛宇、修功德、诵经文、持戒律等等,也包括宣扬六道轮回。也就是说,实现改革目标其实靠的是两手:兼修儒教和引佛入道。[20]

  寇谦之左右逢源。

  如此识大体顾大局,当然颇得统治者的欢心、士大夫的赞同。公元424年或425年,也就是刘义隆成为宋文帝那年或次年,寇谦之在北魏首都平城建立了天师道场。十六年之后,太武帝改元太平真君。两年后,他又亲至道坛接受符箓,并使之成为新皇帝即位时必须举行的仪式。[21]

  道教正式成为北魏国教。

  寇谦之则成为北魏国师。

  这时,距离佛图澄被尊为大和尚已近百年。在中国北方曾经风靡一时的佛教,现在命运又如何?

  太武与梁武

  佛教大难临头。

  公元446年,也就是太武帝拓跋焘亲至道坛接受符箓的四年后,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全面禁佛。太武帝的指令十分明确:所有的寺庙和佛像都必须捣毁,所有的经书都必须烧掉,所有的僧人无论老少都必须坑杀。而且,带兵离京平叛的太武帝,在长安就已经这样做了。

  幸运的是,留守平城的皇太子拓跋晃不以为然。于是他一面上书父皇力陈不可,一面故意泄露消息,让各地的僧人带着经书佛像藏匿起来。不过,无法藏匿的寺庙还是被毁于一旦,太子本人也付出了惨重代价。但,如果不是他的暗中维护,佛教面临的将是灭顶之灾。

  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次大法难。

  造成法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以后再说,直接原因则有两个:一是太武帝发现长安某寺庙居然私藏武器、财宝、酒具和女人;二是他的身边有人撺掇。[22]

  撺掇太武帝的是崔浩。

  崔浩是拓跋焘的亲信,也是寇谦之的盟友。当时,寇谦之带着编造的神话和经书来到平城,却没想到当局并没有那么好哄骗。太武帝只是给他安排了食宿,朝野上下也将信将疑。如果没有崔浩,寇谦之肯定一事无成。

  那么,崔浩为什么要帮助寇谦之?

  志同道合,或利益相关。

  出身名门望族的崔浩是华夏文明的维护者,他的理想则是实现鲜卑民族和拓跋政权的全盘汉化(请见本书第二章)。因此,崔浩对佛教这种外来文化和外国宗教很是反感。他要尊崇的是儒家学说,哪怕这儒学已不纯粹。

  对此,寇谦之深表理解和同qíng。

  这同样并不奇怪。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新天师道可以说是披着道教外衣的新儒学,寇谦之的宗教改革则是道教的儒学化。他甚至向崔浩虚心求教说:太上老君赋予我的使命,是辅佐太平真君,承继千古绝统,因此令我兼修儒教。可惜我才疏学浅孤陋寡闻,还请你多多指导!

  于是,崔浩便帮寇谦之恶补儒学。

  寇谦之则向崔浩传授养生秘方。[23]

  弄清楚可以互利双赢之后,崔浩便在太武帝面前为寇谦之鼓chuī。崔浩的长篇大论其实只有一个要点:像寇谦之这样的清德隐仙居然不请自到,只能说明陛下所受的天命可以相当于当年的轩辕huáng帝了。

  听了这话,太武帝岂有不动心之理?

  寇谦之能够成功,崔浩功不可没。

  然而崔浩要灭佛,寇谦之却不同意。没错,道教与佛教确有意见分歧和利益冲突。但这只能打口水战,不能动真格的。赶尽杀绝的事,佛祖和老君都不会支持。因此寇谦之对崔浩说:你这样毁佛杀生,会祸及满门的![24]

  后来,崔浩果然被灭族。

  佛教则死灰复燃。太武帝去世后,继位的文成帝便下诏复兴佛法,并把此前灭佛的责任,归咎为有关部门错误地领会了先帝意图。于是,由于前太子拓跋晃暗中保护而藏匿起来的僧人、佛像和经书,都重见天日。佛教再度在中国北方兴盛,直至遭遇第二次大法难(请见本书第五章)。

  第二次是在公元574年。此间一百三十年,佛教一直受到北方统治者的尊崇。北魏一位临朝听政的太后不但建寺礼佛,斗争失败后还准备削发为尼。可惜她并没受到佛祖的保佑,依然被愤怒的政变者扔进了huáng河。[25]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然而这位太后在新都洛阳修建的永宁寺,却是北魏佛教繁荣的象征。据说,当时洛阳有佛教僧院一千多处,被称为伽蓝(僧伽蓝Sangharama,伽读如茄),永宁寺无疑堪称最壮观的寺院之一。它金盘炫目光照云表,就连中国禅宗的初祖菩提达摩见了,都不能不顶礼膜拜合掌数日。

  四月初八的佛诞节,就更是盛况空前。旗幡如林,宝盖如云,香烟如雾,飘散的金花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梵乐和诵经之声响彻云霄。洛阳,简直就是佛国之都。[26]

  实际上太武帝灭佛几年后,首都平城西郊的云冈石窟便已开凿。此后历时一百多年,凿出佛像十万多个,最大的高达七丈。迁都洛阳后,又在城南开凿龙门石窟,工程期延续四百年之久。再加上前秦开凿的敦煌石窟等等,佛陀那慈祥的面容和目光,可谓无处不在。

  北朝千千窟,堪比南朝四百八十寺。[27]

  不过佛教受到的最高礼遇和尊崇,是在太武帝灭佛的八十一年后。这一年(公元527年),有一位南朝皇帝来到建康的一座寺庙,脱下皇袍,披起袈裟,以普通信众的身份在佛寺里服杂役,诵经文,讲佛学,一如在教堂里素服下跪的狄奥多西(请参见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只不过,那罗马皇帝是要忏悔,这中国皇帝是要舍身。

  舍身,就是舍去凡身,供奉佛祖。

  自愿舍身的是梁武帝,地点则是同泰寺,它的旧址上现在是明代所建的jī鸣寺。梁武帝的舍身共有四次,当然每次都被群臣赎回,赎金是一个亿。也就是说,梁武帝四次舍身同泰寺,便为寺庙募得四个亿的国家捐款。[28]

  这可真是佛教的最大赞助商。

  梁武帝洋洋得意,他甚至以“皇帝菩萨”自居。然而菩提达摩却嗤之以鼻,认为他并无功德(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四卷)。事实上也没有——这些功德钱并非他个人所得,一分一厘都是民脂民膏。[29]

  更何况梁武帝对佛教的狂热扶植,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财政和国计民生。要知道,按照当时的政策,寺庙的土地是不要钱的,和尚尼姑是不纳税的。结果,正如一位官员所说,天下户口已经丢失一半。而且长此以往,势必处处建庙家家剃发,不会有一寸土地和一个人属于国家。[30]

  梁武帝当然明白这一点,他的办法是废除小乘佛教允许吃ròu的规定,严禁酒ròu并带头吃素。可惜这种假慈悲并不能解决问题,何况梁武帝的素菜也不便宜。[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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