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也进行得十分惨烈，甚至导致了当地大批象群的迁徙。因为东征部队必须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才能深入不毛，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在班师回朝的路上，将士们这样唱道——
用坏了我们的手斧，
累坏了我们的工兵。
周公率师东征，
叛乱得以扫平。
我们这些苦命的人啊，
但愿从此得到安宁。[1]
周公，能给天下带来和平吗？
能，但先要反思。周公一定想过：敌对势力为什么那样qiáng大？破坏分子为什么那样繁多？新世界为什么这样不素净？新政权又为什么这样不安宁？
说到底，还是人心不服。
不服也不奇怪。“小邦周”要取代“大邑商”，原本就不是一场战争能够搞掂的。何况“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延续了六百年之久的殷商并不是“纸老虎”，残余力量的伺机反扑和妄图复辟势在必然，没有才不正常。
奇怪的是东夷。
所谓“东夷”，就是生活在今天辽宁、河北、山东和江苏北部沿海地区的氏族、部落和部落国家。他们跟“西羌”一样，原本也是被殷商欺压的。因为受欺压，东夷屡屡反抗。武王伐纣前，他们还跟商人血战，周人才得以乘虚而入。这样看，他们应该像西羌的姜族一样，与姬周同心同德才是。至少，也可以像牧野之战时那样袖手旁观，为什么要掺和到叛乱里来呢？
管叔、蔡叔、霍叔的反目就更不可思议，他们可是亲兄弟、自家人。
原因是多方面的。
比如东夷的反抗，原因就很复杂。东夷也叫“鸟夷”。他们跟殷商一样，都是东方的民族，也都以鸟为图腾，文化上是相通的。因此，东夷与殷商，只有利害冲突，没有文化冲突。与姬周，则不但有利害冲突，还可能有文化冲突。
再说他们也“不服周”。是啊，凭什么灭商的是你们姬周，不是我们东夷？因此，他们很可能会像后来秦灭六国时的楚人，一肚子的不服气。何况周革殷命，他们也没得到好处。现在殷顽叛乱，周人内乱，岂不正好渔翁得利？
利益，是关键的关键。
事实上，反对周公的三股力量，都未尝没有利益的驱动。殷人，是要夺回失去的江山；东夷，是要趁机捞他一把；管叔，则是不满周公的大权独揽。按照“兄终弟及”的殷商传统，摄政称王的应该是他，因为武王姬发是老二，周公姬旦是老四，而管叔姬鲜是老三。周公摄政，凭什么？
其实，武庚、三叔和东夷只是“出头的椽子”。不动声色心里嘀咕的，恐怕不在少数。看热闹、看笑话、看风向，蛇一样蛰伏着，窥测时机准备出手的，恐怕也不在少数。对付这些人，唱道德高调是没有用的，一味地武力镇压也不是办法。在这“山雨已来”之时，需要的是政治智慧。
周公，有这个智慧吗？
有。他只用一个办法，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而且创造了新的制度。
这个办法，就是分封诸侯。
一箭三雕
分封诸侯，首先是为了对付殷商的残余势力。
分封包括分和封。分的是殷商地盘，封的是自家兄弟。这当然首先是为了对付殷商残余势力。这些家伙，人还在，心不死，大开杀戒又不行。屠杀是最愚蠢的，既不符合“以人为本”的原则，也会激起更多的民变和叛乱。可行的办法是分化瓦解，让他们成不了气候，也抱不成团。试想一下，一架飞机如果大卸八块，发动机、驾驶舱、起落架、机翼和尾翼都放在不同地方，它还飞得起来吗？
周公正是这样做的。
殷商的“发动机”被放到了洛阳，也就是“成周”。从殷都朝歌（今河南淇县）迁徙到这里的，主要是殷商的王族和为王室服务的士人。由于这里是周的东都，因此等于被安排在周的眼皮底下。商王的嫡系部队，也被改编为所谓“殷八师”，成为成周的卫戍部队，等于是周人的“看门狗”。
殷商的“驾驶舱”，则被放在了殷的旧都商丘。在这里，周人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这就是前面说过的宋国。这一拨人，当然也是从朝歌迁徙过去的。但殷商的贵族迁到洛阳和商丘以后，周公并没有把朝歌变成空城，而是给了自己年轻的弟弟康叔姬封，建立了卫国。康叔不但得到了朝歌，还分到了殷商的七个部族，基本上都是技术人才，包括制陶、造旗、编篱笆、铸铁锅的专业户，分别叫陶氏、施氏等等。这就等于把殷商的“起落架”捏在手里了。
这可真是“全国一盘棋”。
分到了殷商部族的还有周公之子伯禽、成王之弟唐叔姬虞、召公之子姬克。伯禽分到六族，叔虞分到九族。这事有文献记载。姬克也分到六族，但不全是殷商遗民。这事有文物证明。他们也都带着这些族民远走他乡，去建设新的国家。伯禽的国号叫鲁，在今天的山东；叔虞的国号叫唐（后来叫晋），在今天的山西；姬克的国号叫燕，在今天的北京。
周公这一招相当厉害。
事实上，殷商的“国族”，原本由四种关系组成：血缘、地缘、行业、国家。血缘组织为“族”，地缘组织为“邑”，行业组织为“氏”，国家组织为“姓”。说白了，就是一个家族，世世代代只从事一种行业；同行业的人，又集中居住在同一个地方，并世代通婚。同一种“氏”（行业），住在同一个“邑”（地区），就成了“族”。族相聚，即为“国”。现在，周公把这些氏（行业）整体迁徙到另一个邑（地区），殷商那个“国”，还能存在吗？
也只能支离破碎。而且，归属于康叔，以及被伯禽、叔虞和姬克带走的殷商氏族，也只能融入周人的社会，成为新的“国族”。也许，他们后来会被叫做“卫国人”或“鲁国人”，但在chūn秋前都是“周人”。
这就已经相当高明，何况还不止于此。
实际上，建立宋国和卫国，跟建立鲁国、晋国、燕国，用心是不同的。建宋封卫，都是为了对付殷顽，只不过宋为怀柔安抚，卫为监视改造，因此只是“近距离换防”。伯禽、叔虞和姬克这三支队伍，却是“远距离殖民”。而且所到之地，均为要冲。比如晋国和燕国，便接近戎狄，其实是姬周的边防前线。难怪后人会说周公分封诸侯，是给周天子“扎篱笆墙”了。[2]
鲁国所在地，则是东夷的老窝。所以不但要让周公之子在那里建国，还让姜太公吕望建立齐国。这实在是妙不可言，简直等于二战后美国（姬族）和英国（姜族）跑到俄罗斯（东夷）建立殖民地，虽然他们都反法西斯（殷商）。
毫无疑问，以太公和召公之丰功伟绩，受封必在武王之时。但武王是“初封”，国土也近；周公是“移封”，国土也远。事实上齐侯、鲁侯和燕侯，都相当于英国国王派出的总督，只不过齐、鲁、燕都不能叫“海外殖民地”，得叫“海内殖民地”。其中的深谋远虑，给我们留下了无限遐想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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