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李世民的政治智慧。
魏徵也决定为这位知己者竭尽全力。在他看来，国家利益绝对高于个人恩怨，大唐何去何从也远比李家兄弟谁是谁非更为重要。因此，当李世民向他伸出橄榄枝时，他回报的厚礼便是帮这位新皇帝确立政治路线。
那么，贞观路线的核心是什么？
王道。
表面上看，这不过儒家伦理的老生常谈，但在当时却有着非凡的意义。因为从西魏、北周到隋唐，关陇集团从来就是靠霸道起家的。改行王道，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要偏离关中本位政策，立足未稳的唐太宗可以这样做吗？
他决定进行讨论。
武德九年十月，也就是李世民登基两个月后，一场关于政治路线的辩论在大臣们之间展开。唐太宗首先发问：方今正值大乱之后，天下恐怕很难治理吧？
魏徵却认为不但做得到，而且很容易。他说：乱世之民人心思治，反倒比骄奢yín逸的久安之民更好治理。这就好比一个人又饥又渴，只要给他吃的喝的就能解决问题。
意思也很清楚：必须行王道，施仁政。
一个名叫封德彝的人却跳出来反对。他说：王道的时代已经过去，想要实现也实现不了。秦始皇严刑峻法，汉武帝杂用霸道，不是他们不想垂拱而治，而是因为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不可收拾。魏徵是书呆子，不能让他空谈误国！
魏徵当面反驳。他说：尧舜行帝道而大同，汤武行王道而小康。可见实行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人心是亘古不变的。如果真像封德彝说的那样越来越坏，世间早就变成了鬼域，哪里还能讨论什么治理？
封德彝哑口无言。
然而朝中大臣，却多半站在封德彝一边。
那么，魏徵与封德彝，谁是谁非？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唐太宗采纳魏徵的建议推行王道，与政治对手实现和解，让人民群众休养生息，结果是只用四年就天下大治。据说，四年后的大唐境内，人人安居乐业，户户丰衣足食，死刑犯一年只有二十九人，物价低到斗米三钱，太宗本人则成为各族人民的天可汗。
可惜封德彝没能看到。唐太宗感叹说。[32]
魏徵成功了，封德彝却并非全无道理。事实上，背离关中本位政策是有风险的，隋炀帝就是教训。问题在于封德彝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别忘了，隋有开皇之治，就因为文帝施仁政。炀帝的问题则不仅在于脱离关陇集团，更在于横行霸道。他是被关陇集团和人民群众一起抛弃的。
但，隋炀帝的重心转移和打通南北却没有错。如果能把洛阳建设得朴素和缓慢一些，就更没有错。因为洛阳的地理位置确实比长安更好。作为真正的“天下之中”，无论调配物资还是调遣军队、发号施令，洛阳都比长安方便快捷。定都洛阳，其实更有利于建设中央集权的大帝国。
因此，贞观四年（630）六月，也就是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的三个月后，营建洛阳的诏令下达，初衷就是为了便于管理和节约成本。遗憾的是，唐太宗遭到了抵制。
抵制的人叫张玄素。
张玄素给唐太宗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反对的理由主要是劳民伤财。他甚至为唐太宗开出明细账单，比方说当年隋炀帝营建洛阳时，仅仅搬运一根柱子就需要数十万人工。张玄素还说，当今国力远非隋时可比，隋亡之鉴又近在眼前。如果还要重蹈覆辙，那就连隋炀帝都不如。
太宗说：我不如隋炀帝，比得上夏桀和殷纣吗？
不难想象，他当时肯定一肚子气。
张玄素却说，只要营建洛阳，那就没什么区别。
不过，接下来张玄素又说：想当年，陛下平定洛阳，太上皇下令毁灭宫殿，陛下却提出要将拆下来的砖瓦木材赐给穷人。这件事，民众颂扬至今，陛下自己难道忘了吗？
唐太宗只好说：我考虑不周。[33]
营建洛阳一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但唐太宗的决定却绝非一时兴起。他甚至就是要走隋炀帝的老路，因为他们俩实在太像了：在皇子中都排行老二，都是通过打倒现任皇太子而登上帝位，也都要依靠关陇集团以外的力量。没错，在长期的征战中，李世民与“山东豪杰”的关系非同一般。
于是一切都变得跟隋代一样：太子党以关中为本位坚守长安，老二帮以关东为基地青睐洛阳。不同的是，由于张玄素的慷慨陈词，长安与洛阳之争变成了王道与霸道之别，唐太宗也只好走中间路线，立足关中实行仁政。[34]
对此，魏徵似乎是赞成的，却未必十分在意根据地应该在关中还是关东。他更在意的还是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在他看来，那才是应该毕生追求的东西。[35]
那么，新政治又该是怎么样的呢？
新政治
贞观八年（634），帝国发生了一件怪事。一个名叫皇甫德参的中牟县丞上书朝廷，历数皇帝的三大错误：修宫殿劳民伤财，收地租与民争利，宫女梳高髻带坏了社会风气。县丞只是从八品的小官，皇甫德参的话也未免过分，于是太宗勃然大怒：这家伙什么意思！难道要朕一个人都不用，一分钱都不收，宫女都剃光头，他才称心如意吗？
据此，皇甫德参该按讥讽和诽谤定罪。
出来说话的又是魏徵。
魏徵说，自古以来，上书都是言过其实的，因为非如此不能引起君主的注意。唐太宗也马上明白过来。他说，朕如果治这个人的罪，以后谁还再敢说话？
于是，赐皇甫德参绢二十匹。
魏徵却说：最近陛下的心胸好像不够开阔。
唐太宗又明白了，gān脆一不做二不休，将皇甫德参提拔为监察御史。监察御史正七品，而且是专职监察官员，享有不必请示汇报就可以直接进行弹劾的独立监察权。任命皇甫德参为监察御史，表明皇帝是真心愿意听取意见。[36]
门窗一开，清新的空气便chuī进朝廷。
这其实并不容易。毕竟，皇权的使用没有法律限制，舆论的监督也没有制度保障。在这样一种前提下，要造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环境和风气，为君者固然需要气度和雅量，为臣者更不但需要勇气，还需要技巧和智慧。
对此，魏徵有着清醒的认识。
贞观之初，有人向唐太宗打小报告：魏徵为人处世不拘小节，影响不好。魏徵却说：君臣应该同心同德，存公道而去私迹。如果都拘泥于小节，国家是兴是亡就不好说了。
唐太宗马上回答：我明白了。
魏徵趁机说：愿陛下成全魏徵，做良臣不做忠臣。
太宗很惊异。
他问：忠与良，有区别吗？
魏徵说：当然。忠臣是只管提意见，不考虑对方能不能接受，结果自己丢了xing命，人君也背上恶名，并不可取。正确的做法，是让君主成为明君，自己成为良臣。
太宗说：很好！
接着他又问：怎样才能成为明君？
魏徵答：偏听则暗，兼听则明。[37]
太宗点头称是，于是两人一起努力。魏徵的原则是：所有的批评和建议都出于公心。技巧和智慧则是：所有正确的决定都归功于皇帝，包括贞观年间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和政治局面。他曾当众回答太宗的表扬说：臣等畅所yù言，全由陛下引导。否则，魏徵又岂敢屡犯龙鳞？[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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