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地说，这里面没有道德问题和正义与否。无论南朝北朝，还是半岛三国，都是受利益的驱动，打的也都是如意算盘，即都希望对方长期分裂，自己一统江山。
隋文帝灭陈，却把平衡打破了。
首先感到不安的是高句丽。作为好不容易才独立出来的发展中国家，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跟一个统一而qiáng大的帝国接壤，绝不会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qíng。如果对方还跟南边的新罗或百济联手，自己面临的就将是灭顶之灾。
利用中华帝国动dàng分裂之机gān他一票的时代过去了。腹背受敌的高句丽必须找到同盟军，救亡图存。
他们想到了东突厥。
大业三年（607）六月，隋炀帝巡幸塞北，高句丽的使者也到了那里。启民可汗不敢隐瞒，向皇帝如实汇报。隋炀帝立即警觉起来：高句丽如果当真联盟东突厥，再裹胁契丹和靺鞨之众，势必成为帝国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9]
这颗定时炸弹必须排除。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隋炀帝为什么突然对“不懂礼貌”的日本使团转变了态度。事实上，小野妹子递jiāo国书正在这一年，隋炀帝遣使回访则在第二年四月。而且，也就在得知高句丽的动向后，隋炀帝杀了高颎。[10]
什么都还没来得及做的高句丽，则铁定地成为中华帝国的眼中钉。公元668年，也就是新罗依靠大唐兼并百济的八年之后，高句丽也被大唐联合新罗而灭亡。这时，唐高宗已经因病休假不问政事，执掌朝政的是皇后武则天。
武则天就更不会含糊了，她什么时候心慈手软过？
在百济和高句丽灭亡之日，不知有没有人想到过他们的历史功绩。要知道，佛教就是先由前秦传入高句丽，又从高句丽传到新罗的。百济更是中日两国文化jiāo流的通道。日本人学会使用汉字，后来又借此创造了平假名和片假名，就因为百济博士王仁把《论语》和《千字文》带到了日本。[11]
毫无疑问，两国的贡献远不止于此。可以说，没有百济和高句丽，就不会有以汉字为载体的东亚文明圈。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也不该忘记他们。
高句丽和百济永垂不朽！
偷渡客
唐武宗开成四年（839）四月五日，有一艘驶往日本的船只在海州（今江苏连云港）靠岸。谁都没有想到，船上一位本应回国的日本僧人却带着三个随从偷偷下船，因为他做了一个大胆而鲁莽的决定：返回大唐，非法居留。
这位僧人就是圆仁法师。[12]
圆仁是日本佛教天台宗山门派的创始人，去世后被清和天皇谥为慈觉大师。他的法号在今天可谓如雷贯耳，但当时的他却只是跟随日本使团一起入唐的请益僧。请益僧跟学问僧一样，都是到大唐学习佛法的僧人。不同的是：学问僧享受留学生待遇，可以在大唐国内长期滞留；请益僧却只能随团而来随团而去，相当于签证期有限的访问学者。
寸金难买寸光yīn，请益僧必须抓紧时间。
这倒也没什么。圆仁的老师最澄当年就是请益僧，同样功德圆满。最澄回国时，从临海龙兴寺带去《法华经》等章疏一百二十八部共三百四十五卷，还携回王羲之等名家碑帖拓本十七种，因此得以正式创立日本佛教天台宗。可惜，最澄未能像同船入唐的真言宗创始人空海法师那样，在长安学习正统密教，以至于成为日本天台宗的一块心病。[13]
圆仁赴唐，便希望能够弥补这个缺憾。
不幸的是，圆仁抵达扬州以后，就被当局限制在开元寺学习梵文，不得离开地界一步。他希望到老师访问过的天台宗圣地天台山参拜，也得不到支持和批准，更不用说前往长安深造了。圆仁此行的目的，一个都不能实现。
回国在即，他只好把自己变成偷渡客。
偷渡是有风险的。事实上圆仁下船以后，就被当地人识破身份，并被官府押回船上。但是圆仁没有放弃努力。六月七日，他搭乘的遣唐使船停靠赤山浦（今山东文登青宁乡赤山村），圆仁便在第二天又下了船。
幸运的是，他躲进了新罗人的寺院。
新罗很早就与中华有来往，成为朝鲜半岛的主人之后更是如此。儒家经典是新罗国学的考试科目，更有大批贵族子弟来到长安成为留学生。其中成绩卓异者如崔致远，十八岁就中了进士，其著作《桂苑笔耕集》甚至流传至今。[14]
两国之间的海上贸易也十分频繁。负责物流的商船往返于山东半岛、江苏沿海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间，乘兴而来满载而归。这些商船运送货物也搭载旅客，圆仁搭乘的就是日本遣唐使雇用的新罗船，一共九艘。[15]
这确实很国际化。
与此同时，不少新罗人在中国沿海地区侨居下来，而且有了自己的定居点，叫新罗坊。圆仁第二次登陆的赤山浦就是新罗人的聚落，他藏身的赤山法华院也是新罗人修建的佛教寺院，建院的则是新罗侨领张保皋。[16]
张保皋非同一般。
通过国际贸易而发家致富的张保皋，同时具有政治头脑和军事才能，是深度介入国内政治，有着qiáng硬后台、武装力量和人脉关系的风云人物。圆仁进了他的寺院，就像进了晚清和民国时期上海滩的租界，而且被huáng金荣、杜月笙那样的人保护起来，尽管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否拜过码头。[17]
可以肯定的是，八个月后，圆仁领取了地方政府颁发的通行证，由偷渡客变成了合法旅行者。为他转变身份而上下疏通的，是当地政府派出机构的一员小吏，职务是负责与新罗侨民协调关系的联络官，叫“勾当新罗押衙”。
一个日本人的心愿，就这样由新罗人和中国人成全。
这可真叫作国际合作。
获得了新身份的圆仁如愿以偿地朝拜了五台山，然后又进入长安学习了将近五年，他的这段经历则被写进了用汉语创作的《入唐求法巡礼记》。尽管许多人都将这部著作与玄奘法师的 《大唐西域记》和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相提并论，但真正具有可比xing的还是玄奘和圆仁。
没错，唐三藏也是偷渡客。
其实，玄奘西行原本是提jiāo了申请的，只不过没有得到批准；人走以后当局也是拦截了的，只不过没拦住。没拦住当然是有人帮忙，其中就包括帝国的官员。据说，玄奘昼伏夜行来到瓜州（今甘肃安西）时，瓜州刺史独孤达还高兴地设宴款待，只有州吏李昌对来人的身份产生怀疑。
李昌说，我这里有一份从凉州（今甘肃武威）快递来的文件，要缉拿擅自出境的玄奘，说的就是法师您吧？
玄奘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李昌说：只要法师实言相告，弟子一定成全。
玄奘说：贫僧就是玄奘。
李昌销毁了文件。然后说：法师快走！
玄奘这才得以继续西行。尽管依然千难万险，但是到达伊吾（今新疆哈密）就转危为安，因为高昌王已经派人在此恭候。他们的动人故事本书
第四章已经讲过，那是可以催人泪下，并证明宗教力量之超越国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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