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帝国最深刻的内在矛盾正在于此，即名义上是"公天下"，实际上是"家天下"；观念上是"天下为公"，实质上是"天下为家"。为什么呢？因为皇帝是世袭的。而且，这个世袭的皇帝，还代表着整个帝国制度。因此，帝国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真正做到"天下为公"，甚至就连官员的任命制，也不可能贯彻到底。比如世袭、荫封之类的方式，就一直延续到帝国制度的末年。然而帝国却一定要高举"天下为公"的旗帜，因为如果"天下为家"，皇帝又岂能独家代理"天道"？如果"天下为私"，皇帝又哪来的生杀予夺之权？
显然，帝国标榜"天下为公"，正是为了掩盖它的"极端自私"。试想，以天下人之卑贱而独尊一人，以天下人之贫困而奉养一族，以天下人之痛苦而捍卫一姓，难道不是极端的自私？何况就连所谓"官员不隶属于任何私人"，也要打折扣，因为他们都得隶属于皇帝。因此即便是认为"其为制，公之大者"的柳宗元，也不得不承认"其qíng私也"。可见帝国制度的"公有"xing质十分可疑，也可见"天下为公"未必就好，还要看它是不是真正的公有制，以及这种公有制是怎样形成的。也就是说，要看产权问题是否得到了合理的解决。
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帝国制度无法自圆其说，因为它根本就产权不清。
第五章 内在矛盾 二 产权问题
奇怪！帝国的产权怎么会成为问题呢？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不是很清楚吗？
然而这个说法其实是含糊其辞似是而非的。且不说在邦国时代，"王土"早已层层瓜分给诸侯和大夫，便是在帝国时代，它也并非当真为国家或皇帝所有，否则就不会有土地的买卖。事实上土地不但可以买卖，而且官府还要在契约上盖印，称为"红契"。不经官府而私相买卖的契约，则叫"白契"。无论红契白契，都是土地买卖的凭证，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也都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很显然，这是与"土地王有"的概念相冲突的。因为土地如果当真"王有"或"国有"，此种买卖岂非盗卖？
因此有人认为，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指并非国土产权，而是领土主权。但我们知道，领土主权，乃是一国相对他国而言。然而在邦国时代，中国人并不认为"天下"之外还有国家，领土主权只存在于封建诸国之间，所以诸侯有主权问题，天子反倒没有。在帝国时代，中国人也只知道"天下"，不知道"国际"。所谓"天下"，就是以"中国"（中央之国）为核心的世界。居住在"中国"的天子，是天道的唯一代理人。周边番邦，则无非天子臣僚，中国臣属，只不过有的已能控制，有的鞭长莫及，有的已心悦诚服，有的还心存异念而已。因此应区别对待，恩威并施，或接受其孝敬朝贡，或在适当的时候对其进行讨伐。总之，天下是天子的。他与番邦之间，顶多只有势力范围，没什么领土主权可言。
那么，"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是指"治权"吗？也不是。治权是针对人民而言的，并不针对土地。因此"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说的只能是产权（所有权），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的才是治权（统治权）。当然，这两句话的落脚点，确实在于治权。但治权要以产权为前提，即产权决定治权。没有产权，又何来治权？事实上，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也不仅指统治范围，更是指统治依据。也就是说，正因为整个天下都是"王土"，所以，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民，才"理所当然"地只能是"王臣"。显然，两个"莫非"，既讲治权，也讲产权。治权是根本，而产权是前提。换言之，只是因为上天把天下的产权授予了天子，他才获得了对天下臣民的治权。
可惜这一前提完全是虚构的。皇帝之所以能统治天下，并非当真因为"天命"，而是因为"bào力"。历代王朝的江山几乎都是打下来的。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均如此。魏晋等通过谋篡建立的王朝，其实也是打出来的。完全靠谋篡建立的政权，则不能持久（如王莽的"新朝"）。所以，产权也好，治权也好，其实都是占有权。
帝国的这种占有几乎没有限制，即不但占有财产权，而且占有人身权，是一种"无限产权"和"无限治权"。因此，尽管帝国不得不将其资源和财富部分地jiāo由臣民共享，但又保留和掌握着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只要皇帝或官府有说得过去的理由（有时连这种理由也不要），就可以任意剥夺臣民的财产权甚至生命权。臣民对此不但不能持有异议，还得磕头如捣蒜地"谢主隆恩"。其所以能如此，就因为土地也好，财产也好，每个人的生命也好，归根结底都是皇帝的。这正是帝国一切罪恶和动乱的根源。
这样一种天狗吞月式的占有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会遇到问题，因此吞下去以后还得吐出来。从理论上讲，皇帝的也就是臣民的，因为皇帝无非"万民之主"。没有了民众，皇帝就真会变成"孤家寡人"。同样，民众如果一无所有，皇帝又怎么会有？何况天下资源财富何其多也，皇帝一人岂能尽享？所以，历史上的基本qíng况是：除明确规定属于国家的"官田"外，其他土地，则无妨说是皇帝与臣民"共有"。皇帝有份，臣民也有份。臣民有份，因此可以买卖；皇帝有份，因此可以没收。不过，尽管臣民有份，可以买卖，但归根结底还是皇帝的。由是之故，臣民在使用这些土地时，必须向皇帝缴纳赋税。在通过官方手续买卖这些土地时，也必须注明应缴赋税的份额。相反，皇帝在没收这些土地时，则不必付费。只有在征收土地时，才出于"仁民爱民"的考虑给予一定补偿。
但我们不能把这种制度简单地称之为"私有制"，不能把帝国对人民的无偿占有和巧取豪夺，简单地归结为"私有制的罪恶"。因为不但帝国的资源产权不清，而且皇帝自己也身份不明。作为个人，他是私；作为国家，他是公。因为是公，所以皇帝又称"国家"、"朝廷"、"县官"。因为是私，所以皇帝自称"联"。联的本义是自身，即私自。既是国家，又是私自，因此皇帝的身份"公私不分"，就像那"王土"并不知道当真属于谁一样。
当然，在大多数qíng况下，或者在正常的qíng况下，人们更多的还是qiáng调其作为国家象征和代表的xing质，即qiáng调皇帝身份"公"的一面。那么好了，既然"天子无私"，则皇帝就既不该有私事，也不该有私产。但这并不可能做到。皇帝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人，岂能没有私事，没有私产？事实上，所谓"王田"，就是天子的"自留地"; 所谓"大内"，就是皇帝的"小家庭"；所谓"乾纲独断", 就是将其个人意志凌驾于国家之上；所谓"联意如何", 则就是"我个人认为"。只不过这"个人"大得无以复加，简直可以等同于整个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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