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麻烦的是，姚崇喜欢玩弄权术，也不够廉洁，至少没能管好子女，甚至卷入里通外国的贪腐案中。幸亏他及时接受齐澣“逊位避祸”的建议，主动辞去相职，这才平平安安软着陆，还得到了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的荣衔，距离他担任中书令刚好整整三年，真可谓“救时之相”。[21]
接替姚崇的是宋璟（读如景）。
宋璟是姚崇推荐的，两人的风格却完全不同。姚崇机动灵活，能谋善变；宋璟坚持原则，老成持重。据说，当时玄宗派了一位将军迎他进京，宋璟居然一路闭口不言。受到冷遇的将军回去以后大吐苦水，皇帝对宋璟却更加敬重，因为执行公务的时候原本就不该讲什么私房话。[22]
其实宋璟的正派耿直举世闻名。就连专横跋扈如武则天都不得不敬让他三分。长安四年（704）十二月，女皇的男宠张昌宗私召术士看相一案东窗事发，时任御史中丞（监察部副部长）的宋璟便要求将其正法。理由是：术士妄称张昌宗有天子之相，张昌宗为什么不移送司法？可见包藏祸心。
女皇说：这件事昌宗已经向朕奏明，可以算自首。
宋璟说：依法，自首免罪条款不适用于大逆不道。
女皇只好放下身段和颜悦色说软话，宋璟却声色俱厉不依不饶。站在一旁的马屁jīng宰相急忙宣读敕令，要宋璟立即退朝。宋璟却一声冷笑：圣主在上，哪里用得着你矫诏？
则天皇帝无可奈何，只好批准宋璟审理此案，却又在中途用特赦令将张昌宗从御史台救出。自知理亏的女皇让张昌宗私下里去向宋璟谢罪，宋璟却不给面子。他说：如果要谈公事，请公开说。如果讲私qíng，对不起，国法无私。[23]
这就是宋璟的刚正不阿。
当然，他也因此得罪了中宗皇帝和太平公主。[24]
玄宗看中的却正是宋璟的正直，而且宋璟的到来也正是时候。头三年，百废待兴，一团乱麻，需要姚崇的随机应变和大刀阔斧。现在进入制度xing建设阶段，就要靠宋璟的浩然正气和稳扎稳打了。看来上天对玄宗确实垂爱，玄宗也很珍惜这难得的机会。两位宰相上朝时，他起身迎接，退朝时又送到门口。姚崇和宋璟的礼遇，无人能及。[25]
与此同时，宰相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
以前多次说过，汉、唐两代的宰相是不同的。汉代宰相是个人，比如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他们的办公地点和办事机构则叫相府。唐代宰相却是群体。但凡有资格参加国务会议的，不论人数多少都是宰相。宰相没有正副，只有轮值主席，叫执笔。开会地点在政事堂，所以叫政府。
相府与政府，是汉与唐的区别。
因此准确地说，唐代宰相没有总理、副总理，全部都是国务委员。区别仅仅在于，中书省长官中书令、门下省长官侍中、尚书省正副长官尚书令和左右仆she是当然宰相。但由于尚书令职位长期空缺，所以总人数是六人。
其他委员为特任宰相，头衔叫“同中书门下三品”，因为中书令和侍中都是正三品官员。后来，又增加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相当于列席委员或候补委员。
显然，唐代宰相都是兼职，中书令、侍中或六部尚书才是本职。所以，他们都是上午在政事堂开会，下午回去主持各自的省务和部务工作。三省六部，才是中央政府。
宰相既然是兼职，人数就不固定。最多时十几人，最少时一两个。人数少，是因为从睿宗时代起，左右仆she不再是当然宰相，非有特任不得参加国务会议；而中书和门下两省的长官，又往往职位空缺，无人担任。
委员制，开始向领袖制转变。
姚崇和宋璟的时代，qíng况就更特别，中书门下两省的长官总有一个职位空缺。姚崇任中书令，就没有侍中；宋璟做侍中，又没有中书令。结果，姚崇和宋璟便自然而然地成为首席宰相，一正一副搭班子也成为不成文的惯例。
没错，是惯例，不是规矩，更不是制度。
优点和缺点也都在这里了。优点是：中书和门下两省变成了一个协调的组织，行政效率明显提高。而且由于有了实质上的首相，它也是一个可以问责的政府。否则，姚崇当年怎么敢大包大揽地说，我签署命令，出了事qíng我负责？
缺点则是权力失去了制衡。实际上，三省六部的制度设计初衷，就是要将决策、审批和执行权分散到中书、门下和尚书三省，以便互相监督。现在，中书门下连为一体，尚书省出局，制衡岂非变成失衡，分权岂非变成集权？
当然。这是趋势，也是玄宗与姚崇和宋璟的共识。事实证明，集权会有成效，同时也有弊病。因为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谁来掌权就成了关键。结果，君明臣贤则治，开元盛世是证明。君昏臣jian则败，安史之乱是证明。
宋璟似乎意识到了这一危险。他的补救办法，是权力集中与政务公开并行。实际上，政务公开在太宗时代就已经制度化。当时宰相入宫奏事，旁边一定要有谏官和史官；御史弹劾官员，也一定要戴法冠着法袍，当众宣读起诉书。这样一来，一切都是公开透明的，谁也搞不了鬼。
武则天却把这个制度破坏了。她要行非常之事，只能搞特务政治和暗箱cao作。于是宋璟主张拨乱反正，玄宗也批准了他的建议。开元五年（717）九月皇帝下诏：从今往后除非事关国家核心机密，一切政务公开，并记录在案。[26]
走到这一步，新政的框架才算是建立起来。
难怪后来有人这样评论：姚崇以其通达完成了历史的转变，宋璟以其正派守住了帝国的根本。正是由于他们两人殊途同归的接力赛，开元盛世才得以初见端倪。[27]
[16]见两《唐书》之卢怀慎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三年正月条。
[17]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三年正月条。
[18]见两《唐书》之姚崇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三年五月条。
[19]见《贞观政要》卷八，《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贞观二年六月条。
[20]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即认为，唐太宗的许多公开举止都带有表演xing质，吃蝗虫即其一例。
[21]见两《唐书》之姚崇传，《新唐书·齐澣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四年十二月条。
[22]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四年十二月条。
[23]以上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七长安四年十二月条，同时参看两《唐书》之宋璟传。
[24]详见《新唐书·宋璟传》。
[25]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四年十二月条，同时参看《新唐书》姚崇与宋璟传之史臣赞。
[26]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五年九月条。
[27]请参看《新唐书》姚崇与宋璟传之史臣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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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八年（720）正月，宋璟突然被免去宰相职务，跟姚崇一样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衔成为国策顾问。他在相位上停留的时间也跟姚崇差不太多，实际上只有三年。[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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