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他刚刚掀开门帘，脖子上就多了根皮条。
裘皮大衣立即昏死过去。
原来那是一家黑店。黑店的伙计早在此人张望徘徊于尚书省门前时，就一眼看出这是送上门来的肥羊，立即决定gān他一票。那伙歹徒甚至在得手之后眉飞色舞地说：哈！不算衣服，单单这家伙一身肥ròu就很能卖些价钱。
歹徒们决定等尸体凉了以后再剥皮。
昏过去的人却醒了过来。也许这就是胖的好处：不容易被勒死。更幸运的是，街上传来了开封府尹（首都市长）开道的鸣锣声。躺在地上正不知所措的那受害者，急中生智一跃而起，冲出门去高声大喊：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
黑店伙计十分尴尬，装模作样说：官人莫非疯了？
开封府尹却不认为那人疯了，立即下令搜查。警员冲进浴室逐一掀开盖板，地窖里居然还有三具尸体。
人赃俱获，此案当即告破。[9]
这就是发生在徽宗宣和初年的开封浴室杀人案。案qíng并不复杂，却让人震惊。人ròu包子的故事，只应该发生在《水浒传》这样的小说里吧？就算现实中确有其事，开封府也不是十字坡。大宋天子脚下，怎么也会有此黑店？
不好说，但有可能。因为中国的大都市发展到宋，已经有了质的变化。宋代首都，也全然不同于汉唐。
那么，宋都与唐都，有什么不同？
长安、洛阳两幅图中，深色部分为皇城、宫城，浅色部分为商业区。可以看到的是，到宋代，首都开封不再有浅色部分，除皇城、宫城外，全城均可从事贸易。
区别在体制。唐代京城是封闭型的，宫城和皇城之外划分为住宅区和商业区，前者叫坊，后者叫市。市是市，坊是坊，不相混杂，只不过长安的市分东西，洛阳的分南北。市和坊也都有门禁。住宅区早上开门晚上关闭，商业区则日中击鼓开市，日落鸣钲（读如征，金属乐器）打烊。[10]
长安和洛阳的夜晚静悄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长安和洛阳就一定没有黑店，至少黑市大约是有的，而且就叫鬼市。鬼市起源于沿海城市，其特点是半夜开市，jī鸣即散，据说很能买到一些寻常看不见的东西。东西很可能是走私的，营业税当然也不会有人主动缴纳。显然，鬼市其实是不合法的夜市，也是黑市。[11]
然而到了宋代，qíng况就变了。开封城内，便既有上半夜营业的夜市，也有下半夜营业的鬼市。夜市在州桥，专卖各种吃食；鬼市在东十字大街拐角处茶馆，除了赌博，也卖衣服之类。东西未必来路不明，天亮散伙则可以肯定。[12]
看来，开封城的茶馆还真有点鬼鬼祟祟。
夜市合法是因为取消了宵禁，也就是不再禁止人们夜间在城内活动。这当然有原因，也有过程。我们知道，开封原本是汴州的州城，叫汴梁。州城变成首都，房屋不够，民众只好侵街建房。这些违章建筑的门，当然都是面街的。面街当然比墙内更方便做生意，门市部由此诞生。
结果是什么呢？
所有的坊都见贤思齐，纷纷破墙开店。这时，当局就面临着艰难的选择：要么食古不化，要么面对现实。但，如果坚持原来的制度，又不想因为qiáng拆而激怒民众，那就得新建坊区和市区来安置居民和商家。这当然成本太高，而且也不可能。因为汴梁是汴、huáng、惠民、广济四河jiāo汇之处，水路运输的jiāo通枢纽。靠近码头之处，建有仓库、货场、宾馆和商厦，沿河一字排开，请问怎样用坊墙圈起来？
也只好彻底放手，尽管刚开始时并不qíng愿。[13]
于是到仁宗时期，封闭型的坊市制便彻底崩溃，代之而起的是开放型的街市制。住宅区与商业区连成一片，商家纷纷沿街设店摆摊。宵禁根本无法实行，夜市也就合法，难怪可以“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了。[14]
这是重大转变。因为没有了宵禁，才会有夜生活；有了夜生活，才会有烟火气。原本壁垒森严，作为政治中心而存在的城堡，也才变成了世俗的、市井的、人间的城市。
或者说，消费型商业城市。[15]
实际上，正如我们在《清明上河图》所见，汴梁弥漫着浓浓的商业气息。小饭店的桌椅板凳摆到了路边，木结构的房屋窗户比墙还大。阳光和叫卖声透过竹帘传进室内，看热闹和讲价钱的人比比皆是，货车和驼队则忙进忙出。[16]
据《清明上河图》后半段部分。图中可见驼队、商贩和行人。画面右侧是城门。
市场的种类也多。以酒楼为中心的是街市，以娱乐场所为中心的是瓦市，以寺庙为中心的是庙市。鲁智深曾经投靠的大相国寺，便每月开市五次，出售的商品中甚至有尼姑的刺绣。就连宫城正门宣德门以南御街两侧的千步廊，也曾经允许商贩摆设摊点，让文彦博这样的士大夫皱起眉头。
皇帝眼皮底下做生意没有城管来过问，治安和防火却抓得很紧。开封城内，每三百步范围就有一处哨所，配备巡警五人，夜间巡逻时连街边灶台的余火和积薪都要管。专业的消防队则屯驻在瞭望台下。一旦发生火灾，首都驻军和皇帝亲兵都要出动，由开封府尹指挥灭火，不劳民众费心。[17]
这实在已经是相当现代和文明的城市。
开明的政策，良好的管理，使大宋成为当时全世界城市最多也最大的帝国。早在太宗皇帝时期，开封便已是驻军数十万、居民上百万的特大城市。南宋临时首都杭州，人口则应该在六十万到一百万之间。其余如成都、苏州，北宋时的洛阳，南宋时的建康（今南京市）和泉州，人口都在五十万以上。这时欧洲的大城市，一般都还不到十万人。[18]
跟帝国官员一样，宋代城市也是分等级的。最高一级是京府，包括又叫“东京”的首都开封府，以及陪都西京河南府（洛阳）、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和北京大名府（今河北省大名县），当然还有南宋的杭州临安府。
比京府低半级的是区域中心城市，叫次府，比如建康府和平江府，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和苏州。府的长官叫尹，但多半空缺，由知府（知事）主持工作。府之下，是州县。一般地说，州的规模是万家灯火，县邑则是千家街。
不过，城市规模也不完全看行政级别，同时还要看经济水平。宋代的县之下，还有镇和市。镇的地位低于县，市又低于镇。它们都不是行政区划，甚至不能算作城市，只能叫城乡接合部，前程却未必不远大。今天上海的青浦、湖北的沙市，当时虽然只是镇和市，却极其繁华。鄂州（今武汉市武昌区）城外的南糙市，人口竟多达数十万众。
这是一个奇观。要知道，鄂州城外的南糙市，并不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开发区，而是民间自发建立的自由市场，所以才叫糙市。一个官本位的王朝，却能如此宽容善待商品经济和自由贸易，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19]
实际上，城市不设宵禁，农村不抑兼并，正是宋代经济政策与唐不同的紧要之处。官方管制放松，民间资本和创新能力便活力自现。国内市场的繁荣，并非没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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