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太丞家可能是专科，也可能是全科。店里打出的广告虽非包治百病，却也五花八门，丸散膏丹都有。图中来看病的女人怀里还抱着孩子，说明这家诊所没准也看儿科。
不过，那女人似乎是坐在长凳上。
“赵太丞家”位于主gān道，来往人流密集。这一部分属于《清明上河图》的高cháo至尾声部分，在全幅画面的左侧位置。
这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宋是中国人坐姿的转折期。唐宋以前，古人是席地而坐的。即便贵为天子，也是双膝着地跪坐在糙席上，因此有席位、主席、列席等说法。魏晋时有了胡chuáng，是一种可以折叠的轻便坐具。双腿垂地而坐，在唐代也开始流行。于是五代南唐的《韩熙载夜宴图》中，便什么样的坐具和坐姿都有，甚至还有盘腿坐在椅子上的。[32]
但，凳子和椅子大行其道，应该是在宋。
这同样可以从《清明上河图》中看出——开封许多店铺里都有桌子和长凳，而在席、榻、胡chuáng的时代，是只有低矮的几案，没有桌子的。宋代甚至还有一种奇怪的坐法，就是在榻上放椅子。可见椅子取代榻，也是一场革命，而且要到将首领称为“坐第一把jiāo椅”才算成功。
从此，时代jīng神不在榻上，而在椅上。
椅上与榻上，有什么不同？
榻是席的升级版。席，有坐席，有卧席。卧席到了韩国和日本就变成榻榻米。榻榻米可卧可坐，榻也一样。只不过前者铺在地上，不可移动；后者如果是木制的，则可以移来移去，最轻便的还可以在不用时挂起来。[33]
木制的榻有大有小。而且一般地说，小而低就叫榻，只能坐；大而高的则称chuáng，可坐可卧，就像东北人的炕。实际上我国北方的火炕，很可能就是从土榻发展而来。[34]
当然，坐榻如果大得像chuáng，上面也可以放几。
桌子却是跟椅子配套的。宋以前，直到隋唐五代都没有这个词出现。因为人在榻上，无论跪坐、盘腿或斜卧，均只能使用低矮的几案。结果正如《韩熙载夜宴图》所示，由于习惯使然，不但榻前，就连椅前置放的也是几。[35]
我们今天坐在椅子上、桌子前，是宋的文化遗产。
轿子也一样。轿子又叫肩舆，很早就有。因为它由车子演变而来，是人抬的无轮辇车，所以也叫步辇。但在唐代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中，李世民是坐在榻上的；而《清明上河图》中的轿子里面，则显然是椅子，不是榻，尽管合法地普遍使用这种jiāo通工具要到南宋高宗之后。[36]
这个变化，也延续至今。
不要小看这变化，因为这是身心的解放。实际上，席地而坐是拘谨的，通常要求双腿弯曲，膝盖着地，臀部坐在脚后跟上，双手放在膝前。头部要正，不能左顾右盼。如果是肃坐，可抬头，恭坐和卑坐则都要低头。[37]
如此坐姿，当然很累，这才有了榻和chuáng，可以盘腿或者斜卧。但，这毕竟是非正式的姿式，也不够舒服。真正舒服的还是坐在椅子上，尤其是靠背椅和扶手椅发明之后。至于配套的桌子，则显然有利于解放脑力劳动的生产力。审案的官员端坐桌后，惊堂木一拍，也很气派威风。
气派是必然的，舒适也是必然的。事实上，使用桌椅之后，家具的尺度将随之增高，室内的格局也会相应变化，这是可以从南宋画家刘松年的作品中看出的。
结果，是市井之中也遍布桌椅。
从《清明上河图》看，摆放桌子板凳的地方多半是饭庄和酒家，而宋代餐饮业之发达则毋庸置疑。一般民众光顾的小吃摊供应馒头、馄饨、小菜和小酒，为达官贵人和bào发户服务的大饭店更是芳香四溢，水陆杂陈。据南宋吴自牧《梦粱录》统计，当时杭州城内，仅市面上常见的菜式就多达三百三十五款，还不包括鲍、翅、熊掌之类。小吃店里和街头巷尾挑担叫卖的糕点、零食和甜品，则有七十多种。[38]
但，各阶层都爱吃的，是包子。
包子就是有馅的馒头，据说是诸葛亮的发明，叫这名字则开始于宋，吃出花样来也在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二月丁酉太子诞生，真宗皇帝便蒸了包子遍赏群臣。王公大臣领回去掰开一看，里面的“馅”竟是金银珠宝。[39]
这样的包子，也就他们赵家有。
达官贵人的包子也好生了得，豪门大族甚至有专门蒸包子的厨房。徽宗年间，有人买了一个小妾，自称是太师蔡京府上包子厨房的。那人很高兴，便让她蒸包子，她却推辞说不会。那人问：你既然是包子厨房的，怎么不会？
答：妾是包子厨房专管捋葱丝的。[40]
呵呵，这才真是“低调的奢华”。
不过，如此食不厌jīng的蔡京最后却是饿死的。因为此人是有名的jian臣，所以在流放的路上有钱也买不到吃的。关于他的故事，施耐庵的《水浒传》说过，本中华史下一卷《王安石变法》也还要再说，这里且说苏轼。[41]
苏轼是有名的吃货，东坡ròu据说就是他的发明，弄不好便会中毒的河豚也是他的爱物。有一次，一个朋友备了河豚请他到家里来吃。一家人躲在屏风后面，想听这位“拼死吃河豚”的美食家做何评论，苏轼却只管吃不说话。正当大家感到失望之时，此公却喊了一句：也值得一死！[42]
好嘛！时代jīng神不在刀尖，而在舌尖。
上图左为宋墓壁画中的包包子场景，右为宋代厨娘形象。均据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舌尖上的赵宋美不胜收，更值得一提的是服务。当时开封的各大酒楼，分工极为jīng细。一旦承办宴席，从布置会场到迎来送往都有专人负责。用孟元老的话说，就是“主人只出钱而已，不用费力”，就连“椅桌陈设”都不用cao心。更让人满意的是，饭店也“不敢过越取钱”。[43]
服务到位，讲究也多。比如南宋杭州的规矩，是客人进了酒肆坐下，店家要先下“看菜”，也就是样品。问清楚需求之后，再正式做出来上桌。样品其实也很jīng美，因此常常有外地人见了就下筷子，结果让店家暗地里嘲笑。[44]
土包子，就是这个意思吧？
这一点都不奇怪。一方面，在王朝时代，所有时尚都由帝京领风气之先；另方面，两宋也恰恰是中国历史上的城市经济繁荣期。这种繁荣的实况、原因和影响，将在
第三章展开讨论。但可以肯定，变化是从首都开始的，影响也是从首都扩散的。京师，是全国城市的样板和标杆。
开封和杭州，当然最有话语权。
因此，那些“首善之区”的居民，便完全可以把自己看作城里人，把其他地方的统统看作乡下人，哪怕后者是封疆大吏，前者却不过是贩夫走卒和市井小民。[45]
没错，他们是城市的主人，不管身上有没有刺青。
[30]请参看《宋史·职官志四》。当时太医局的编制有丞、教授和九科医生，共三四百人。
[31]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
[32]请参看朱启新《文物物语》，朱瑞熙等《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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