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那我们很想知道一个真实的易老师，您是一个合格的教师吗？
易中天：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吧。第一个我上课的时候从来是最大的教师，而且人满为患，要提前抢座位。
记者：《百家讲坛》之前呢？还是《百家讲坛》之后？
易中天：历来如此。
采访厦门大学副书记、副校长潘世墨
潘世墨：他上课非常好的，学生很欢迎的。他们中文系有几个教师都是非常优秀的，他是其中之一。艺术学这个课程是跟美学、文学有关系的，还有哲学，不是简单的一门课，要把这样比较抽象的理论课讲得成功也不容易的。所以很多学生讲起他们最喜欢的老师，印象最深刻的老师，都得提到易教授，提到易中天。
记者：挺好的一件事qíng，为什么招致那么多的非议呢？
易中天：很正常嘛。一个东西出来以后，有人喜欢就一定有人不喜欢，有人赞成就一定有人不赞成。喜欢和赞成的人越多，不喜欢和不赞成的声làng也就越高，它是成正比的，非常正常。
记者：那落实到《百家讲坛》这个具体栏目上来说，到底是电视成就了易老师呢？还是易老师们成就了《百家讲坛》？
易中天：那我只能说是电视成就了我。但是我也随时警惕电视会毁了我。我很清楚。
记者：此话怎讲？
易中天：你一旦上了这个地方，喜欢的人看见的全是你的优点，反感的人看见的全是你的缺点。而且喜欢的人会把你的优点非常说得非常之优，优得不能再优，讨厌你的人会把你的缺点说得非常之大，坏得不能再坏。
记者：但易老师害怕过这种结果吗？担心过吗？
易中天：没有。
记：或者说这种结果就是你所期待的。
易中天：既非我所期待，也非我所担心。我不过顺其自然而已。我不过是做了我想做该做能做的事qíng而已。
解说：1965年，易中天高中毕业，之后的十年里，易中天一直呆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那里作过几年中学教师，1978年恢复高考之后，30岁的易中天直接考上了武汉大学的研究生。
记者：当年易老师从新疆考入武汉大学的时候，你的学术理想是什么？
易中天：当时其实真的说实话没有理想。真没有理想。是一些很现实的考虑。
记者：比方说？
易中天：比方说那个时候，我1977年恢复高考之前我们调了一次工资。我就发现人家的工资怎么比我多啊。后来领导告诉我，因为他有大学的学历，你是高中学历，哪怕你的课比他上的好，你的钱也比他拿的少。我才知道学历还这么有用，那咱们也弄一个吧。
记者：很现实的一个选择。
易中天：非常现实，哪有什么理想。那么1977年恢复高考，大家说那你去考吧，我说那不能去，因为我正在教毕业班，教高三的语文，我的学生就要去参加高考，然后我跟他一起下考场倒也没有多丢人。但是万一如果他考上了我没考上，人就丢大了。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越过这一级，直接报考研究生。所以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时候我就去考研究生。
解说：在上武汉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后，易中天留校任教，在这期间，易中天读到了两本书，一本是哲学家，美学家李泽厚的美学著作《美的历程》，另一本是历史学者huáng仁宇的历史专著《万历十五年》。这两本书不同于传统学术著作的术引起了易中天qiáng烈的震撼。
易中天：当时给我最大的震撼就是，学术著作是这样写？
记者：你以前接受的教育，你以前的理解是什么？
易中天：就是好像论文有一种论文体嘛，专著有一种专著体嘛，它是一种文体嘛。所以我看到《美的历程》和《万历十五年》以后，非常震撼，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好看吗？好看。那么我读下去了吗？读下去了。读下去以后受到他们的启发和影响了吗？受到了。然后我就接着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呢？
记者：所以你也开始改变。
易中天：为什么不呢？然后我就开始准备改变。
记者：但是对于一个大学教师来说，对一个学者来说，这样做是有风险的。
易中天：对，所以后来我曾经也学着李哲厚先生或者huáng仁宇先生的这种写法，写了一篇论文，送到一个刊物的主编，在上面批了一行字，这是论文还是散文。退回来了，退稿。
解说：大学是一个讲究专著和职称的地方，在武汉大学，易中天工作接近十年，也只是一个讲师，到离开武汉大学前才评上副教授，分配的房子只有十平米，教学经费更是非常紧张。易中天承受着那时候很多高级知识分子承受的压力。
记者：那考虑这些问题上会觉得做学术是一种凄凉。
易中天：感到做学术的凄凉是曾经有过的，时间是在1984年底，或者是1985年初，我的一位师兄，就是和我同届同班，因为他年龄比我大。我称他为师兄，突然倒在讲台上，就他正在做一个学术报告，突然说不出话来了。然后紧急送往医院，当夜去世了。然后我们到他家里去慰问嫂夫人，看见他的家里一贫如洗，什么都没有，不要说什么沙发。他夫人只能拿出这么小的小板凳请我们坐，后来在他的追悼会上，我送了一幅对联。
记者：写什么？
易中天：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叹人间从此惜年少。因为他是英年早逝嘛。下联是，生计九流，家徒四壁，问天意何时纵斯文，当时我就在想一个问题，我说难道中国的学者，学人，知识分子，就该过这种日子吗？
解说：上世纪90年代后期，易中天把自己跟媒体的接触称呼为“生产自救”，靠我自己的书来换钱换经费。在这个生产自救的过程中，易中天出版了《闲话中国人》、《品人录》、《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等4本“随笔体学术著作”。从这些书名可以看出，易中天的研究方向和心态渐渐发生了变化。
记者：这样的标题可能很让人想到商业上的号召力？是很刻意的？
易中天：其实说实在话，它是一个中xing的题目，就是并不很商业化。但是当然也不很学术化。
记者：原因呢？
易中天：就是写给非专业人士看的嘛。就是写给非专业人士看的，实际上那个时候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学术能不能走向社会，走向大众，走向市场。
记者：那实际上你这种学术这种风格上的转变，或者写作风格的转变是带有一定压力的，一定风险，当时你有没有考虑过？
易中天：想过了。想的很清楚。了不起，副教授退休嘛。
记者：你怎么可以不在乎呢？
易中天：这个无所谓的。我碰巧当时读到了启功先生的一首诗，是启功先生自嘲的一首诗，他说中学生，副教授，名虽扬，实不够。博不jīng，专不透，高不成，低不就。我觉得真是太了不得了。人贵有自知之明。人的敌人永远是人自己。一个人能够把自己的这样一种坎坷的经历和辛酸苦辣作为一个对象，来调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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