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职业军人欠了银行卡债还好——当然啦，欠钱这种事对军士官的考绩一定有影响，不少人就是担心向银行借贷事件曝光遭处分，而不愿向部队长官透露。结果这些思想单纯（其实是蠢）者又跑去向地下钱庄借钱，结果成了地下钱庄眼中的肥羊。地下钱庄讨债的手段就更“高明”了——就算可躲在营区不休假不出去，讨债公司还是会每天到营区门口等，搞得人尽皆知，得不偿失。
卡债问题，也就有了一个个专门的名词叫“卡债风bào”。已经成了风bào，那当然是非同小可了。那几年，不仅许多社会问题是卡债所引起的——比如说卡奴无力还债全家自杀，或者是抢银行、勒索食品厂之类的。更严重的是，影响到后来几年的金融稳定及经济增长率——虽然消金业务只是银行的一部分业务内容，但卡债的影响造成大量的呆账坏账，出现了风险承担不足或高估的问题，影响市场稳定。并且，虽然卡债只是整体授信的一部分，但对金融系统带来的冲击高于市场所占比重。这是因为，卡债通常集中于部分特定放款机构，只要一家不稳，就可能掀起连锁效应，形成系统xing风险。同时，个人信用恶化会冲击民间消费意愿，也拖累了经济成长。
有些人成为卡奴，是因为急需用钱而欠下的，但大部分还是因为爱乱花钱。当局后来也发现这个问题的严重xing，开始制定一些债务协商机制，不过效果似乎也不佳，许多卡奴还是只能偿还每月应缴金额而已。说来说去，这跟台湾十几年社会发展养成的虚华风气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高雄捷运“泰劳”示威，牵出无数弊案直指“陈水扁一家”
在台湾，有为数众多的外籍劳工，他们大部分在台湾从事技术、帮佣等工作，到了2006年底，大约有30万的人口，大部分来自东南亚国家，如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地。
外籍劳工皆是透过所谓中介公司来引进。此类介绍所是受劳务输出国法例给予特权经营的，它们收取的外劳介绍费额不是一个小数目，通常是外籍劳工在出国工作的3-6个月的工资。以泰籍劳工来说，他们来台湾之前，要先付给中介公司一笔大约15万元台币的中介费。本来是来赚钱的，但还没赚之前就要先付中介费，许多人只好先跟银行贷款，也就是说，来台湾后的半年都要先做白工补中介费。
目前在台湾的各种工地上，可以看到的几乎都是外籍劳工的身影，承包商为了压低人力成本，引进了许多的外劳。而这种qíng况在帮佣市场也是一样，只要到医院一看，许多的家庭看护也都是东南亚女xing。等于说，台湾的许多低阶层工作市场都被他们占走了。每到放假日，就有许多地方是他们的固定聚集地。比如说台北市中山北路上的多福天主教堂，每到礼拜天早上，就拥入大量在北部的菲佣菲劳，旁边各种菲律宾商品商店也应运而生，让人一时搞不清楚是在台北还是在马尼拉。而泰国或印度尼西亚籍的，就喜欢到桃园中坜车站那边一排的东南亚商店街去，那里号称东南亚国家的“租界”。几乎台湾的每个大城市，在假日时都会有个外劳聚集地。
台湾引进泰籍劳工是在建设台北捷运之时。当时台北车站前的捷运工地就有泰劳宿舍，常常有很多人喜欢站在天桥上看下面的泰劳玩藤球。那些动作是蛮华丽的，在台湾，除了泰劳聚集处，真是很难在其他地方看到。
外籍劳工承担了台湾最底层的工作，他们是生产者、劳动者、贡献者，同时也是稳定社会的重大力量，因为若没有外劳，可能许多低阶层工作没人去做。尽管这些外劳有许多付出与辛劳，里面有许多人都有大学学历，英文可能也讲得比大多数人好，但许多台湾人在他们面前不免还是会有些莫名的优越感存在，好像自己高人一等。比如说，有些人会觉得外劳脏脏的，看起来好像会做坏事一样。这些奇怪的想法造成污名化。其实若不是为了赚更多的钱，谁会愿意离乡背井呢？但另一方面，这些外劳的素质的确又高，比如之前在台湾的论坛上，就有个工程专业的学生到工地实习，大叹自己的识图能力不如外劳，引起一阵热烈的讨论。在许多雇主眼中，外劳工作勤奋，不怕辛苦，配合度也高。当然啦，外劳大多希望加班或夜班越多越好，这样才能更快赚钱，但民众常常也听到因为超过生理极限的超时工作，而造成意外和工伤的新闻。
而所谓“工作勤奋，不怕辛苦，配合度高”，也常常是雇主剥削的理由。外劳在台湾又没有工会，劳资纠纷及法律资讯严重不足，常常会因为被欺负而敢怒不敢言。而某些不良的中介公司，只将这些引进台湾的外劳视同奴隶，以各种名目qiáng加剥削，收取高额的中介费，平白坐享bào利，其他的都不想管。此外，由于外劳的引进存在巨额利益，当然会有各种势力介入，也使得问题更复杂。
2005年的2月，高雄捷运爆发了泰劳集体bào动及火烧宿舍事件，这就是中介商及雇主长期剥削及压迫式管理所导致的结果。因为依照以往经验，外劳会使用集体行动激烈表达心中不满，一定是可以走的路都走不通了，忍无可忍，才会放手一搏。这件事算是上了国际新闻，尤其是泰国的反弹声làng特别大，而此案所调查出来的结果，更成为后来几年当局一连串弊案及政治风bào的导火线。
当时，大约有两千名泰劳参与了这场抗争。这件事的调查结果显示，这些泰劳长期处在管理公司的不当管理及各种剥削之下。各种不合理的对待洋洋洒洒地被列出一大篇，比如吃饭掉饭粒要罚钱，不给现金只发代币卡，将其消费限制于营区内等。而管理者更如狱卒般以高于市面的价格贩卖物品给这些弱势者，残酷地榨取他们剩余的微薄薪资，各种匪夷所思的条款及触目惊心的qíng形让人以为他们是在对待奴隶，很难想象这种事qíng会发生在自认为文明社会的台湾。
所以，当一切都指向中介公司的管理不当时，时任“劳工委员会主委”陈jú（现在的高雄市长）在上电视节目时不小心说漏了嘴，说这些中介里有“有力人士”在cao纵。虽然陈jú并没有明说有力人士是谁，但大家也开始把矛头指向前“总统府”的副秘书长陈哲男。
陈哲男在20世纪90年代初国民党政争之时，为“立法院”内主流派团体“集思会”内的一员，算是李登辉的一员大将，但后来因为一些与非主流派的斗争原因，陈遭到牺牲式的开除党籍，以平非主流派之怒。后来陈哲男加入民进党，当时陈水扁担任台北市长时，他也跟着担任台北市民政局长。后来陈水扁当选了，他又跟着得道升天，担任“总统府副秘书长”。但是，这时他开始身陷弊案，且一个牵连一个，等到陈水扁再度连任时，陈哲男未能续任副秘书长。
所以，高雄捷运泰劳bào动的调查结果，意外地扯出了前“总统府副秘书长”陈哲男接受厂商招待离开台湾、图利中介厂商等事qíng。从这件事开始，又意外扯出更多的弊案，从而使民进党的清廉执政形象崩溃，很多人也因此丢了官。但对弊案的追查仍没有停止，这些弊案一个牵着一个地揭发，直指“总统府”及陈水扁一家人，终于，引发了2006年大规模的倒扁示威。所以说，这次的泰劳bào动事件，意外地成为未来几年台湾一连串政坛风bào的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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