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甚至还颇欣赏。
控诉和声讨完毕的长者们，开始将期待的目光投向他们这些小字辈了。他们总得逐个说点什么了，包括他们中不太爱发言的。既没有回忆“文革”的年龄资本，那么也只能就现在的四名具体的活生生的红卫兵发言了。他们很实事求是地说，比较起来，二红卫兵姐妹，给他们的印象并不多么的恶劣。为使他们活下去，他们是宁愿做些努力的。他们说，尽管那个李建国挺二百五似的。但他二百五也是他那个时代造成的呀。他们说，从前的中国人，一代代的，挺二百五的多的是呀！现在的中学生高中生群体里，就没有挺二百五的了吗？还有挺混的呢！他们还难能可贵地承认，李建国也有怪可爱的一面。比如他经常主动干点儿活，扫院子啦，浇花锄草啦，拖走廊啦，帮临时女工清洁厕所啦，到厨房去帮大师傅择择菜刷刷碗啦……
他们这么评论时，临时女工附和道：“是的是的，起初他还主动要求帮我洗床单哪。我说有洗衣机，不用他。他说中国人怎么可以用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才用的洗衣机呢？那还不使勤劳的中国人变懒了吗？”
大师傅也附和道：“那孩子挺仔细的，帮我择菜时，不好的菜叶都舍不得扔。将来是个会过的人。”
于是红卫兵李建国仿佛是“可以教育好”的红卫兵了。
但是连小字辈们，对赵卫东的印象也非常不好。他们说“极左”于他本是自然而然的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四名红卫兵连他算上都不“左”，他们倒奇怪了。他们说他们难以容忍的是他的“唯我独革”。他们说思想“极左”的人，也有对自己要求同样“极左”的。说他如果那样，也算“左”得使人没法儿挑剔，敬而远之就是了。说他们觉得，他只对别人“左”，对自己是不“左”的。比如还没买
纯净水器时，有次他们中一人告诉他水房有开水了，他却说：“告诉我干什么？告诉该给我房间送开水那个女人嘛！”问他：“你连开水都不亲自打了，养尊处优来了？”他竟大言不惭地回答：“别把我当一般人对待，我是县‘红代会’常委！”
“老院长”愤然道：“听听，这叫什么屁话？摆起从前那种并不光荣的资格来了！”
他们还说，他们都觉得他有点儿阴。
“老院长”又道：“对，对，我也觉得那小子有点儿阴。”
但是谈到两小时前他和肖冬云之间发生的事儿，他们却没长者们看的那么严重了。他们认为不值得以那么一件事儿来对他说长道短。归根结底，那是他和她之间的感情过节。
“否！那是非礼！”
“老院长”又愤然起来了，语势也有点儿像老红卫兵了。
“岂止是非礼，明明是强暴行径！应该把他揪来，开他的现场批斗会！”
“我们要坚决抵制强暴事件！要刷出这样的大标语来！”
“还要出一期专题板报！”
几位可敬长者也都像“老院长”一样愤然起来。
在这个名义上是“疗养院”的地方，在这个有四名“货真价实”的红卫兵存在着的地方，在这次专为讨论和反省对四名红卫兵的态度问题的会议上，不知为什么，当年深受“红祸”苦难的人们自己，话语方式也都有点儿红卫兵特征了。
但是小字辈们在两名红卫兵之间的男女问题上，尤其显得不以为然而又心平气和。他们说究竟定性为非礼还是定性为强暴，那也不能由咱们在这儿定。得由公安局来定才具有法律的结论性。难道应该报案请公安局的人来吗？当事人肖冬云不报案，咱们报案不是等于侵权代替吗？何况公安局的人即使来了，也不会先听咱们的看法啊。也得先听肖冬云自己怎么讲啊！她只不过刚才在哭嘛。没一边哭一边嚷：我被非礼啦，我被强暴啦，谁主持公道呀！若她自己并无寻求法律保护的要求，咱们的正义冲动不是多此一举吗？
“老院长”反驳道：“别忘了她是一名三十几年前的女红卫 兵，哪有我们今天这么强的法制意识！应该有人启发她，告诉她，她是可以报案的！乔博士，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吧！”
乔博士怔了一下，低问：“为什么偏偏交给我呢？”
不知为什么，他的表情看去有几分忧郁似的。
“老院长”说：“她挺愿意接近你的嘛，这大家都看得出来的啊！别推诿了，就你吧，就你吧！”
博士幽幽地淡淡地一笑，不再说什么。也不知是接受了那项特殊的任务，还是根本不予考虑。
小字辈们接着发言。他们中有人说，标语是不可以刷的，专题板报更不可以出。说那样一来，不是减少了，反而是增加了这个地方的“文革”气氛。说以大标语和黑板报的方式对没有被剥夺公民权的人实行口诛笔伐也是违法的。咱们三十几年后的中国人，既然法律意识比三十几年前的红卫兵强，就不应该给他们做坏榜样……
博士频频点头。
博士自己并没想到，在这次全体会议上，由于他的表态举足轻重，老者们和小字辈们，都希望他能站在自己们的理念原则上看问题和发言。他的频频点头，使小字辈们觉得是一种沉默的支持，自然也引起了几位老者的不满。
脑神经科专家问：“小乔，你点头代表些什么意思呢？”
博士回答：“没太多意思，赞成刚才的发言而已。”
冻伤研究所所长紧接着说：“乔博士当然不会和我们太保持一致啰！他多幸运啊，身上连一道从前时代的浅浅擦痕都没留下过。”
室内便静了片刻。
在那一种使人人觉得意味深长的静中，博士缓缓开口，庄重而言：“如果时代留在人身上的擦痕是可见的，那么我脱下衣服，你们看到的将是伤疤累累的身体。土改时期，我的家族中有六口人被镇压了。因为我的家族三代是地主。我被镇压的最小的叔叔才二十岁。他唯一的罪行，就是在被缴获的某大学的‘三青团’发展名单上有他的名字。我父亲和我母亲还没认识的时候，我就在基因学的原理方面被划入另册了。‘文革’时期，我母亲在当成牢房的砖窑里生下了我。就像《洪湖赤卫队》里韩英唱的，北风呼呼地吹，一床破被似渔网，我娘把儿紧紧搂在胸口上。我在县中读初一的大哥，在受了红卫兵的凌辱后卧轨自杀了。我的小哥取消阶级成分划分以后才娶妻成家……”
更静了。一时无稍动者。
博士停顿了几秒钟，接说：“赵卫东现在的表现，正是他较真实的表现。所以我并不多么嫌恶他的现在。但如果他三十几年前干下了坏事种种，那么我会向他声明——我参与救他是出于对科学的兴趣，而不是为他配再活下去。可他们连自己是什么省份的人都回忆不起来，我们目前也不清楚，又从何了解他们的从前呢？我认为，‘红卫兵’三个字是一回事，具体的一个红卫兵是另一回事。正如‘蛇’这个字是一回事，具体的一条蛇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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