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医生在吗_严歌苓【完结】(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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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妈知道时已经晚了。

  同一篇报纸上就有了反击文章。

  第三部分 14.心理医生在吗(44)

  不久,我爸爸的文章被拆开,被人们半句、半段地拼镶在他们的文章里,被截断移植的句子衍生出新的生命,后果已大得无法吞咽。无论是我爸爸,还是一切企图为我爸爸开脱的人,比如,贺叔叔。

  他在这个局势中认识了我爸爸。

  我妈妈恳求了他,去找那个刚调来的党委书记,你要女儿跟你去北大荒南大荒啊?!

  她凭着她奇特的敏感。

  对,非常了解我父亲。他的本性。只有我妈妈知道这个本性。知道它时时刻刻地被压制,被压制成爸爸的好脾气、大度、与世无争。

  只有她知道,有一天他会给贺叔叔一个大耳掴子。一份日夜弥漫在我们生活中的恩宠和主宰终止在爸爸恢复的本性中。那是彻底的无拘束,是对一切权威疯狂的反感。是两扇书架后面连裤腰带也不想要的那个生灵。

  让我们看看:这顶天蓝色尼龙蚊帐里躺着的三十三岁的女人和十二岁的少女。

  1964年。

  邻居家的收音机都没熄,一会儿是合唱《雷锋我们的战友》,一会儿是新闻:"省委领导同志参加了这次罕见的大丰收,为颗粒归仓作出贡献。"

  我爸爸在帐子外面看了一眼母女俩。寂寞得很,趿着拖鞋走开了。

  不,我爸爸从来没爱过我妈妈。是的,有时不需要爱情,我们中国那时有许多不幸和危险,把一个个家庭绑在一起,比爱情牢固多了。危险一过去,解体就开始,我的朋友们都在九十年代陆续离了婚。

  我妈妈可能也不爱我爸爸。完全可能的,是我爸爸招惹危险和制造不幸的禀赋吸引了她。她在隐约的危机中,生发了她那学生腔的戏剧性激情。现实成了种假设,她的行为于是被放在舞台式的考验中。臆想的流亡和迫害,悲剧人物感,她感到人和人的关系,婚姻的关系有了个悲剧的命题。她满足。

  出身市井家庭的妈妈,她害怕再平庸下去。几辈子的安分和平凡,对于惊世骇俗的潜隐向往一点点积累,我妈妈就是这个积累。她需要我爸爸这样能力高却注定受贬抑的人。这种人和任何一个当局都处不下去。我妈妈在认识我爸爸的第二个礼拜向他借了一本书。还书时她夹了个纸条,上面写:我要嫁给你。

  你看,并没提到爱情。

  第三部分 15.心理医生在吗(45)

  书?或许是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别林斯基的文艺理论,都有可能。反正是最焕发学生腔的书。什么"田畔中残存的野花,往往比灿烂的花束更迷人"之类。

  接受了她,他思想的勇敢,过剩的悲天悯人,政治行为的笨拙,她需要这一切素质。似乎社会和这类人之间总缺乏公平,而不公平唤起她的激情。她的那种戏剧假设中,她总在救死扶伤,总在以她单薄的灵肉抗衡无形而巨大的势力。于是她感到整个生存有了种深度和实质。就这样一个温柔和自我感觉神圣的女人。

  是的,她好看。

  细腰、塌塌的肩膀,小户人家的那种勤劳和周全,细碎的对你的照料,自卑的微笑,还有最有忍受力的小业主阶级那种对生活不衰的兴致。她到乡下去巡回演出,给家里背回一袋黄豆。一段山路她把它扔下了,第二天歇过来又原路跋涉把它找回来,后来的几个月,我们餐桌上的黄豆炖猪脚她从来不碰。我和爸爸都愤怒地大吼:谁要你把脚掌走出血泡?!谁要你省给我们?!……她就那样忍辱负重地笑笑,谢绝平等。这类牺牲让她找到非常好的感觉:她只需我爸爸、我对她的牺牲领情,对负欠于她这桩事实认账,而已。

  自信,充满力量,如张开翅膀的母鸡,身心内是上下几万年的沉厚母性。她不要偿还,但你得知道你欠她。她一辈子花那么多时间、精力就为使你欠她。

  我得告诉你,她背着我爸爸做了什么。

  我讲过:贺叔叔把那张定期存款单夹在首版的书中给了我爸爸。我妈妈听见我爸爸一夜在书斋里,一直抽烟,一直写。她听着他把写完或未写完的撕下、团掉,丢在桌下。

  是写给贺叔叔的信。是十几封信的开头。十几种互相矛盾的念头。有的感谢贺叔叔给了他一笔颇厚的稿酬。有的只是张收据:今收到贺一骑同志一千元,按每工时八分五点六厘计价,遵照社会主义劳工制度每日工作八小时计算,工作时共一万一千六百八十小时。有一封信问:以这钱来买什么呢?一个人四年的心血?一生的尊严?永远不显露的秘密?

  还有一封信写得最长,丝毫没有提书和钱的事,兴致悠然地说起一个山区小镇,那里绿山白水,茶寨茶歌,应该去那里洗涤知识分子内心的污浊。在那里,我爸爸说,他相信自己在文学创作上和做人上都会有长进。他说等他在那里安下家,茶花时节请贺叔叔去客宿。这是十几封未写完的信中最完整的,也同样不算数,在我爸爸长而弯曲的手指间也成了个青毛桃似的纸团。

  我妈妈站在两扇书架制出的笼圈里,一绺烫得微微焦黄的头发从额角遮下,发丝毫无弹性和光泽。她看着桌下桌上的碎纸片和纸团。看着她丈夫一夜的突围:冲锋和撤退。思维朝十几个方向冲去,想冲出一条出路。却是无出路,一次次撤回。他回床上睡去了,像在黎明的白色中流尽最后一滴血的牺牲者,青灰的眼帘宁静地合着。我妈妈把打开的一个个纸团又细细团起,把现场恢复。

  下午她换了身宽下摆的连衣裙,拉上我,穿过一人巷,上了红砖主楼。

  贺叔叔住在四楼。到三楼时我逼问:是不是去找贺叔叔谈钱的事?

  我妈妈说,不是的,我们家又不缺钱。这个家在祖母死后暗暗地阔起来,暗暗饮着1944年出产的美国克宁奶粉,从老旧的贵重衣物中源源不断地拆出衣料和毛线;这三口之家暗暗享用带哈味的锦衣玉食。因此是不缺钱的。

  第四部分 1.心理医生在吗(46)

  的确,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很少有缺钱的。好的东西也不是钱能买的,好东西叫做"待遇"。贺叔叔的轿车和司机,钱是买不来的。贺叔叔的大客厅、皮转椅,与钱都无关。

  是我敲的门。我妈妈带我来,是因为大人常在孩子面前显得宽宏,通情达理。大人其实不大愿意驳孩子的面子。我妈妈的直觉是,贺叔叔对我,一直是没有明显的辈分和原则的。

  我妈妈跟在我身后,进了客厅,忘了告诉你,这门是不常锁的。许多人都同我们一样,敲敲门就直接把他们自己请进去。贺叔叔很少锁门。除非上北京下上海。所以他回家常常看见茶几上有几杯剩茶,还温热,他也从来不追究,那些自己款待了自己的人们是谁。他若见到扑克牌摊了一桌子,就知道我爸爸在那里待过。我爸爸常独自玩那种牌戏。一时没有结果,他摊着剩局在茶几上,贺叔叔从来不去搅掉它们。他晓得我爸爸还会再回来,接着局势玩下去。他对我爸爸所有的习性都接受,却从不沾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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