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年中小结会上姚宓受了表扬，余楠心上很不舒服，因为他的小组没有出什么成果。他叫善保把这份稿子借来学习，其实是他自己要看。他翻看了一遍。恰好施妮娜到他家去，他把善保支开，请施妮娜也看看。两人发现问题很多，都是当前研究西方文学的重要问题。
妮娜认为姚宓的主导思想不对头，所以一错百错，一无是处。应该说，他们那个小组出了废品。妮娜不耐烦细看，一面抽烟，一面推开稿子说：“该批判。”余楠问：“你们来批吗？”他的“你们”指未来的苏联组。
“大家来，集体批。不破不立，破一点就立一点。”她夹着香烟的手在稿子上空画了一个圈说：“这是一块肥沃的土壤，可以绽发一系列的鲜花呢。将来这一束鲜花，就是咱们的成果。”花当然可以变果。可是余楠有一点顾虑，不能不告诉妮娜。这份稿子是善保借来的，善保已经几次问他讨回。如要批判，就得瞒着善保。集体批，不能集体同时看一部稿子；稿子在集体间流通，就很难瞒人。他迟疑说：“滔滔同志要看看这部稿子吗？”妮娜干脆说：“不用！姜敏闲着呢，叫她摘录了该批的篇章，复写两份或三份。反正我们只要一份。余先生你是快手，你先起个稿子，我们再补充。”“我们俩”和“我们”当然是指她和江滔滔。
“姜敏没来，得你去吩咐她，她不听我的指挥。”余楠乖巧地说。
妮娜把手一挥，表示没问题。他们暂时拟定的题目是《批判西洋文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的老一套》（一）。题目上的“（一），表示还有（二）、（三）、（四）等一系列文章。
姜敏还未明确自己究竟属于余楠的小组，还是属于尚未成立的苏联组。她对妮娜自有她的估价，她自信自己能支配妮娜。妮娜这样指挥她，她很不乐意。不过她急要显显本领，而且是批判姚宓，所以很卖力。余楠摇动大笔，立即写出一篇一万多字的批判文章。妮娜认为基调不错，只是缺乏深度和学术性。她提出应该参考的书，江滔滔连抄带发挥补充许多章节，写成一篇洋洋洒洒四五万字的大文章。姜敏在俄语速成班上结识了某些大学里的助教和讲师，就由她交给他们去投给大学的学刊发表。因为是集体创作，四个作者的名字简化为三个字的假名：“汝南文”。
他们盼了好久，文章终于发表了，只是给编者删去很多字，只剩了九千多字。江滔滔为此很生气。可是姜敏，为登出来已经不容易，还是靠她的面子。妮娜觉得幸好题目上的“（一）”字没有去掉，删节的部分下一篇仍然可用。他们自以为爆发了一枚炸弹。不料谁也不关心，只好像放了一枚哑爆仗。
姜敏给几个研究组都寄了一份，除掉外文组没寄，料想外文组一定会听到反响。图书室里也给了两份。可是好像谁都没看见，谁都不关心。江滔滔说：“咱们该用真名字。”余楠也这么想。妮娜说：“可能是题目不惊人。下次只要换个题目，”汝南文“慢慢儿会出名的。”姜敏却不愿意再写第二篇了。摘录，复写，誊清，校对，都是她。滔滔写的字又潦草难认，上下文都不接气，她一面抄，一面还得修改，还不便说自己擅自修改了。她本来以为读者都会急切打听谁是“汝南文”，现在看来，连姚宓本人都在睡大觉呢，谁理会呀！
她说：“干脆来个内部展览，把姚宓的稿子分门别类展览出来，一个错误一个标题。红绿纸上写几个大字标题就行。从前姚宓的藏书室不是空着吗，放两排桌子就展开了。”妮娜笑说：“这倒有速效，展一展就臭了。”姜敏说：“不是咱们搞臭她，只是为了改正错误。改正了，大家才可以团结一致地工作呀。”妮娜也赞成。可是隔着纱窗帘能看到余楠支使出去的善保回来了。他们约定下次再谈，就各自散去。
其实他们那篇文章确也有人翻阅的，不过并不关心罢了。关心的只有罗厚。他在文章发表了好多天之后，一个星期六偶然在报刊室发现的。新出的报刊照例不出借，他看见有两份，就擅自拿了一份，准备星期一上午给姚宓许彦成夫妇等人看了再归还。
这个星期天，姚家从前藏书的空屋里出了一件大事——或细事，全社立即沸沸扬扬地传开了。谈论的，猜测的，批评的，说笑的。无非是这一件事。人家见了面就问：“听说了吗？”“咳！太不像话了！”“捉住了一双吗？”“跑了一个，没追上，那一个又跑了。”“那傻王八出来喊捉贼，把人家都叫出来了，他又扭住老婆打架。”“在他们家吗？”“不，在图书室。”“唷！是图书室的人吧？”“你说那傻王八吗？他是外头的，不住这宿舍。”“我问的是奸夫。”“遮着脸呢。说是穿一身蓝布制服，小个子，戴着个法国面罩。”“什么是法国面罩呀？”谁都不知道。
各种传闻和推测渐渐归结成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原来方芳每个星期日上午到图书室加班。她丈夫动疑，跟踪侦察，发现搬空的藏书室反锁着门，里面有笑声。他绕到后门，看出门上钉的木板是虚掩着的，闯进去，就捉住了一双。可是方芳抱住丈夫死也不放。那男的乘间从后门跑了。方芳的丈夫挣脱身追出去，一面喊“捉贼”。方芳穿好衣服，开了前门，悄悄儿溜出来，不防恰被大喊“捉贼”的丈夫看见，一把扭住了问她要人。夫妻相骂相打，闹得人人皆知。方芳脱身跑了，她丈夫还在指手画脚地形容那个逃跑的男人，究竟那人是谁，还是个谜，因为他很有先见，早已作了准备，听到有人进屋，立即戴上一个涂了墨的牛皮纸面罩，遮去面部。罩上挖出两个洞，露出眼珠子。他穿好衣服逃出门，当然就除去面罩，溜到不知哪里去了。
大家纷纷猜测，嫌疑集中在两人身上。一个是汪勃，因为方芳和汪勃亲密是人人知道的。虽然汪勃不穿蓝布制服，而且他是中等身材。可是穿上蓝布制服，也许会显得个儿小。不过据知情人说，方芳已经和汪勃闹翻，还打了他一个大耳光。关于这点，又是众说纷坛。有的说是因为汪勃又和别的女人好上了，有的说汪勃是“老实孩子”，虽然喜欢和女人打打闹闹，却有个界限，“游人止步”的地方他从不逾越。丁宝桂先生却摇头晃脑说：“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他偏又喜欢玩儿恋爱，吃一下耳光正是活该。”另一个受嫌疑的是小个儿，也穿蓝布制服。他是社里一个稍有地位的人，人家只放低声音暗示一两个字。
朱千里只有灰布制服。那天他因为前夕写稿子熬夜，早上正在睡懒觉。他老婆上街回来，听说了“法国面罩”和“小个子”，就一把耳朵把他从被窝里提溜出来，追究他哪里去了。
“我不是正睡觉呢吗？”老婆不信，定要他交出法国面罩，朱千里在家说话，向来不敢高声。可是他老婆的嗓门儿可不小。左邻右舍是否听见，朱千里拿不稳。他感到自己成了嫌疑犯。他越叫老婆低声，她越发吵闹。朱千里憋了一天气，星期一直盼着罗厚到他家去，罗厚说不定会知道那男的是谁。可是左等右等不见罗厚，他就冒冒失失地找到办公室去。他要问出一个究竟，好向老婆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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