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太太去世后，宛英很乖觉地把老太太的银行存折交给余楠说：“房契由我藏着就是了。钱，还是你管。”余楠不客气地把钱收下说：“我替你经管。”其实宛英经常出门上街，对市面很熟，也有她信得过的女友，也有她自己的道路，不过她宁愿及早把存折交给余楠，免得他将来没完没了地算计她那几个钱。
宛英料定余楠这回是要和胡小结婚了。据他说，“老板”报酬他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什么职位。共产党就要来了，他得乘早逃走。尽管他儿子说共产党重视知识分子，叫爸爸别慌，他只说：“我才不上这个当！”不过他说宛英该留在国内照看儿女，他自己呢，非走不可。宛英只劝他带着女儿同走，因为他偏宠女儿，女儿心上也只有爸爸，没有妈妈，从不听妈妈一句话。余楠说，得等他出国以后再设法接女儿，反正家里的生活，他会有安排。宛英明白，余楠的安排都算计在留给宛英的那所房子上。不过，她也不愁，她手里的私房逐渐增长，可以“防防荒。”两个儿子对她比对爸爸妈妈；女儿如不能出国，早晚会出嫁。宛英厌透了厨娘生活，天天熏着油气，熏得面红体胖，看见油腻就反胃，但愿余楠跟着胡小姐快快出洋吧，她只求粗茶淡饭，过个清静日子。
可是老太太的估计究竟不错。胡小姐还是和别人结婚了。宛英的失望简直比余楠还胜几分。这会影响余楠的出国吗？她瞧余楠惶急沮丧的神情，觉得未可乐观。他连日出门，是追寻胡小姐还是去办他自己的事呢？
黄金、美钞、银元日夜猛涨，有关时局的谣言就像春天花丛里的蜜蟀那样闹哄哄的乱。宛英忍耐了几天，干脆问余楠：“楠哥，你都准备好了吗？要走，该走了，听说共产党已经过江了。”余楠长叹一声，正色说：“走，没那么容易！得先和你离了婚才行。你准备和我离婚吗？”宛英便不回答。
余楠说：“我没知道出洋是个骗局，骗我和你离婚的。”宛英说：“你别管我，你自己要紧呀！”余楠说：“可是我能扔了你吗？”宛英默然。她料想余楠出国的事是没指望的了，那个洋官的职位是“老板”照顾胡小姐的。
她不说废话，只着急说：“可是你学校的事已经辞了。南美和香港的事也都扔了。”——余楠对宛英只说人家请他，他不愿去；宛英虽然知道真情，也只顺着他说。
余楠满面义愤，把桌子一拍说：“有些事是不能做交易的！我讨饭也不能扔了你呀！”他觉得自己问心无愧，确实说了真话。
宛英凝视着余楠，暗暗担忧。她虽然认为自己只是家里的老妈子，她究竟还是个主妇，手下还有杏娣和张妈，如果和楠哥一起讨饭，她怎么伺候他呢？
余楠接着说：“共产党来也不怕！咱们乘早把房子卖了，就无产可共。你炒五香花生是拿手，我挎个篮子出去叫卖，小本经纪，也不是资本家！再不然，做叫化子讨饭去！”宛英忽然记起一件事。二三月间，北京有个姓丁的来信邀请余楠到北京工作。余楠当时一心打算出国，把债一扔说：“还没讨饭呢！”宛英因为儿子都在北京，她又厌恶上海，曾拣起那封信反复细看，心上不胜惋惜。这时说起“讨饭”，她记那封信来。她说：“你记得北京姓丁的那个人写信请你去吗？你好像没有回信。”她迟疑说：“现在吃”回头草“，还行吗？——不过，好像过了两三个月了。那时候，北京刚解放不久——那姓丁的是谁呀？”余楠不耐烦说：“丁宝桂是我母校的前辈同学，他只知道我的大名，根本不认识。况且那封信早已扔了，叫我往哪儿寄信呀？”宛英是余楠所谓“脑袋里空空的”，所以什么细事都藏得住。她说她记得信封上印就的是“北平国学专修社”几个红字，上面用墨笔划掉，旁边写的是“鹅鹁子胡同文学研究社”。
余楠知道宛英的记性可靠。他想了一想，灵机一动，笑道：“我打个电报问问。”他草拟了电报稿子，立刻出去发电报。
宛英拼凑上撕毁的草稿。头上一行涂改得看不清了，下面几行是“……信，谅早达。兹定于下月底摒当行李，举家北上。”他准是冒充早已写了回信。宛英惊讶自己的丈夫竟是个撒谎精。
电报没有返回，但杳无回音。不到月底，上海已经解放。她越等越着急，余楠却越等越放心，把事情一一办理停当。将近下月底，余楠又发了一个电报，说三天后乘哪一趟火车动身。
宛英着急说：“他们不请你了呢？”余楠说：“他们就该来电或来信阻止我们呀？”宛英坐在火车上还直不放心。可是到了北京，不但丁先生亲自来接，社里还派了两人同来照料，宿舍里也已留下房子，宛英如在梦中，对楠哥增添了钦佩，同时也增添了几分鄙薄。
第三章北京一解放，长年躲在角落里的“北平国学专修社”面貌大改。原先只是一个冷冷清清的破摊子，设在鹅鹁子胡同“东方晒图厂”大院内东侧一溜平房里。中间的门旁，挂着个“北平国学专修社”的长牌子，半旧不新，白底黑字，字体很秀逸，还是已故社长姚謇的亲笔。这里是办公室和图书室。后面还有空屋，有几间屋里堆放着些旧书，都是姚謇为了照顾随校内迁的同事，重价收购的。姚謇的助手马任之夫妇和三两个专修生住在另几间空屋里。
姚謇是一所名牌大学的中文系教授。北平沦陷前夕，学校内迁，姚謇有严重的心脏病，没去后方。他辞去教职，当了“国学专修社”的社长。这个社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好像姚謇辞职前早已存在。反正大院里整片房屋都是姚謇的祖产。姚謇当时居住一宅精致的四合院连带一个小小的花园，这还是他的家产。此外，他家仅存的房产只有这个大院了。有人称姚謇为地道的败家子，偌大一份田地房屋，陆陆续续都卖光了。有人说他是地道的书呆子，家产全落在帐房手里，三钱不值两钱地出卖，都由帐房中饱私肥了。这个大院里的房了抵押给一个企业家做晒图厂，单留下东侧一带房子做“国学专修社”的社址。
社里只寥寥几人：社长姚謇，他的助手马任之和马任之的夫人王正，两三个“专修生”，还有姚謇请来当顾问的两三位老先生，都是沦陷区伪大学里的中文教师，其中一位就是丁宝桂。社的名义是“专修同学”，主要工作是标点并注释占籍；当时注释标点的是《史记》。姚謇不过是挂名的社长，什么也不管。马任之有个“八十老母”在不知哪里的“家乡”，经常回乡探亲。王正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是个足不出户的病包儿，可是事情全由她管。她负责指点那三两个“专修生”的工作，并派他们到各图书馆去“借书”、“查书”，或“到书店买书”。至于工作的成绩和进度，并无人过问。顾问先生们每月只领些车马费，每天至多来社半天；来了也不过坐在办公室里喝茶聊天。姚謇也常来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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