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客气是真的。
他傲慢地说：“不必了！梁晓声，我告诉你——我将来一定要超过你！”
他的傲慢也有几分戏剧化。我一时竟分不大清那是真的假的。但是我觉得，那一种傲慢虽然显示出主动的进攻性，但在本质上仍是本能的自卫性的。而且和他要寻找回“遗失”了的尊严的气概一样，也是脆弱的，不堪一击的。甚至，只要我简单地望着他沉默不语，便会不攻自破的，刹那间崩散的。
我感到他的造访似乎成了我今天没法儿避免的遭际了。纵然我自己倒退回去二十年，我想我也不会凭着青年人的刚愎自用和过分意气用事的冲动，而像他这么做。我可能会接连几天，每天端起饭碗的时候就在内心里骂一次用虚伪的应付怠慢了我的人，却不太会第二次登门讨什么尊严。何况每个人的尊严，一生中肯定的会被伤害会被践踏不知多少次，为诸如今天这样的一件事，以像他似的如此郑重的态度兴问罪之师，倒未免太娇气了。何况我本无伤害他的尊严践踏他的尊严的居心，只不过以虚伪的应付使他感到了实际上的怠慢而已。何况我也确实有病可托，便也应该被认为多少的有情可原啊。
人被谅解的时候，往往谴责自己。人被斥责的时候，就往往开始批判别人，并替自己据理力争了。
但是我哪里还会再用反诘式的话语继续伤害这么一个自尊心敏感异常的青年呢？比如我可以说：“那么就请找着你的东西包严了揣好了立刻出去吧！”如果我真的这样回敬，我自己不认为是伤害实际上也等于进行了二度伤害。
我笑了笑，说：“别那么没志气。超过我好比一个孩子，指着一个侏儒说，我长大了一定长得比你高！是不是？”
他张了张嘴，欲言而未答。
我拍拍他的肩，搂着他的肩往屋里走。我觉得他还是非常希望我这样的。因为他走得很顺从。
待他在沙发上坐下，我去洗杯子。
他说：“你别泡茶。泡了我也不喝。我可不是想喝你一杯茶。”
我说：“要是牛奶你也不喝吗？有奶粉，很省事。”
“那我喝。”
他笑了。
当我回头看他，他立刻的又不笑了。又变得表情庄严。
“梁晓声，我万万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他急急切切地开始说，“你没情绪接待我，你可以开门见山直言相告。那我绝不会泡在你家不走！你为什么既不下逐客令，又心不在焉地有一句没一句地用话应付我呢？你理解我当时是什么心情吗？如果我是一个将来可能对你有用的人，你能这么对待我吗？”
我说：“不能。”
“你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不也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吗？”
我说：“是。现在也谈不上是什么大人物。”
“你用不着假谦逊。你刚才对待我的态度证明你内心里是把我看成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的。当然也就证明，你内心里是误将自己当成一个有理由俯瞰我的大人物的！你初登黄宗江家和吴伯箫家，他们是像你对待我那样对待你的吗？你在作品里，把他们写得多好哇！……”
我真想把杯子摔了！即使我招了他惹了他，那也不是我找上门去，而是他找上门来的呀！
我正色提醒他：“他们的确是两位可亲可敬的长者。你什么话都冲我说，别牵连上他们。”
“这一点用不着你提醒！”他大声说，“我看了你的书之后，也曾去找过黄宗江老师。他对我很和蔼，很亲切，很诚恳。不像你似的那么虚伪地应付我！如果吴伯箫老人还活着，我也会去找他。不为别的，只不过为了证明，世上到底有没有属于我自己的那一份儿人间温馨！现在我对你那本小册子有了另外一种看法，你借着溢美别人的方式，其实也企图达到用文学把自己描写得性格挺可爱的目的。但今天我感到你与你笔下那个自己大相径庭！你当时给我的印象很丑！躺在床上，盖着小被子，假惺惺地说：‘不再多坐一会儿吗？’你那么对待我，我还能再多坐一分钟吗？你当时整个儿是个丑陋的中国人！丑陋的中国作者！梁晓声你承认不承认？”
他这一大番话，又使我心里完全不生气了。他倒够坦率的。坦率得几乎无遮无掩，连招架的余地都不给自己留半点儿。这样的青年今天是不太多了。多的是另外一种——以十二分的虔诚当面用崇拜之类的话戏耍你，而心里却在暗加嘲笑：看他得意的！看他多么受用的样子啊！我这儿拿你开心玩呢，你当的什么真哇！俗不可耐！
“承认！承认！起码潜意识里不无你说的那种成分。”
我并未感到被当面戳穿后的难堪。因为经常分析分析自己的潜意识乃是我的职业习惯。有时甚至供朋友加以分析。好比当医生的诊断病例，即使某种病发生在自己身上，也不是不可分析的。何况我觉得潜意识这种东西，细分析起来是挺有趣的。如同解几何题一样。不但能清楚自己本质上是怎么回事，也能明白别人许多。更何况，从医学的角度讲，绝对健康的人是没有的。尼采不是就说过——地球有一种病，叫作“人类”吗？
我将茶几挪近他，将一杯牛奶放在茶几上，又说：“别急，先慢慢喝着，我给你烤几片面包。”
待我将面包烤好，用小盘儿拿进来，他已将那杯牛奶喝光了。
我估计到一杯牛奶准不够他喝，另外还给他凉着一杯，便又放在茶几上。
他显然非常饿了。或者，认为尊严已经收复，并揣在自己兜里了，似乎就心理平衡了许多，一时变得腼腆起来，很秀气地，一小块一小块地撕吃着面包。一小口一小口地，斯文地饮着牛奶。我捧起一本书看，故意不注意他，怕他不自在。这时我已经知道他是“谁”了。
静静的几分钟内他吃完了面包，喝完了第二杯奶。我问他要不要再吃一个面包，或再喝一杯奶？他说不了。说时，样子看去不但腼腆，而且显得有些羞涩。他拿起杯子要到厨房去洗，我放下书制止他。他偏要去洗，我偏制止他，结果一只杯子掉在地上摔碎了。
他的脸便红得令人同情，讷讷地说：“是我失手，是我失手……”
全没了一心收复尊严时的愤世嫉俗。
我说，按照民间的看法，客人失手摔碎了主人家的杯子，反而是主人求之不得的事，预兆着将财运临门。
他便笑了。
待他坐下，我正欲问他什么，他却又开口问我：“你家几个房间啊？”
我说三个房间。
他紧接着问为什么？
我没太明白他的意思，困惑地望着他。
他说按照我的年纪和家庭人口，在北京能住上两个房间一套的单元就相当不错了。
他的话中流露出毫不掩饰的，憎天下之不平事的抨击意味儿。
我说是的。我说原先我在北影住筒子楼时，只有十二平米一间朝北的房子，摆不开一张写字的桌子，常在暖气上垫块板儿炮制小说。那时所有到过我家的人，都祝愿我早日有乔迁之喜。现在我真的乔迁了，他们从前替我感到的忧愁，就变成有时令我特别担待不起的羡慕了。我说我这个人从内心里讲，很愿意在各方各面都和大多数人的水平一样，一点儿也不愿特殊。特殊在今天就有被列入“另册”的可能。一旦被列入“另册”，很破坏活着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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