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是他的忘年交，对他一生的大致情况，是有所了解的。正因为有所了解，对于他的死，我渐渐地由惊讶而认为命中注定了。既然他的一生都受发言这种事儿的摆布，死于最后一次发言，不仅符合“中国特色”这一大概念，而且也算是死得一贯了吧？虽然并不一定其所。
柳老师祖籍山东，生于北方，求学于南方。一九五二年大学毕业，专业是社会学。学生时代的他确信社会学是国家的眼，能替国家见所未见，进而想所未想，于是著书立说，畅言治国理念，实现服务于国的抱负。
由于有如此单纯的人生打算，所以他基本上是当时的一名“安分”学生。也就是说，既不曾与大学校园里的地下中国共青团中国共产党组织主动接近过，也不曾被大学校园里的“三青团”之类所物色所拉拢。因为他太安分了，太“以学为主”了，故在大学校园里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团员们看来，是一名缺乏政治热忱、思想近于迂腐的学生。成功地发展他是不太容易的。向他暴露政治身份是根本不值得的。而“三青团”之类，基于对他的同样的看法，也是那么的不屑于待见他。其实，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他并非一名完全没有立场的青年。只不过他的立场形成于内心里，不知该以怎样的方式向谁们去表达才妥。在当时的大学校园里，他不但是一名太安分的学生，而且还显得那么离群索居，独往独来。然而，蒋介石政府的腐朽没落朝不保夕，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沉重打击下黔驴技穷节节败退溃不成军的局面，毕竟也昭昭地看在他眼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捷报频传，毕竟也一次次地在他年轻的心里掀起过大的激动。那是正知识化着的青年，对于呈现在自己苦难国家之上空的希望曙光所怀的真切的喜悦。然而这青年一如既往地离群索居；一如既往地独往独来；一如既往地内向；一如既往地沉默寡言；一如既往地埋头研读中外社会学著述；一如既往地既不被校园里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团员们所理解，也不被国民党的“三青团”之类所相中。他那种不动声色的激动和喜悦，也只不过化作夜深人静之时，日记里的一行行小诗而已……
他相信社会学家能充当国家的眼睛，相信社会学可以影响政府治国理念的信条，却丝毫也未改变过。国民党的政府不行了，共产党的政府不是即将诞生了吗？只要一个国家有政府在，不论那政府好坏，社会学总是会对它有用的啊。它坏，社会学可能使它变得好一点儿。它好，社会学则肯定会使它更好。社会学对它有用，不是也便等于对人民有用了吗？他确信未来的政府是好政府。
是的，这就是他当时的真实想法。
是的，这青年对他所选择了并宁愿为之奉献一生的社会学，如一切痴迷的艺术家对自己所从事的艺术一样，丝毫也不怀疑其意义。
他就在如此这般的心态中，迎来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中国历史大事件。于是中国共产党紧接着成了中国的主人。自然的，也同时成了他那一所大学的主人。一夜之间，那一所大学的精神面貌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最盛大的狂欢是由它宣布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中共地下的团员、党员及其各级组织于是全面地彻底地公开。激动和喜悦汇成巨大的兴奋，联欢活动庆祝活动在校园里此起彼伏，一场高潮紧接着一场高潮。往日埋头研读社会学的大学二年级的学子，惊讶万分地发现，某些似乎从不过问政治的先生们，却原来是中共地下党组织身份很高的领导者。某些昨天似乎和自己一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安分同窗，却原来是中共优秀的地下党团员。而他们为了迎接解放全中国这一大事件，长期在地下所从事的卓越的革命活动，一旦成为公开的谈资，令他敬佩不已。同时，也使他惭愧不已。
在一次畅谈解放心情和感想的座谈会上，年轻的柳作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发言。会议是由从前的地下党团员发起并主持的。争相发言的却几乎全都是从前疏远政治的师生们。前者中很少有人发言。他们只不过倾听或者记录。因为他们已不必通过发言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因为这一点已在他们的地下斗争中被证明过了并被考验过了。那更是给予后者的一次公开的表态机会。后者意识到了。后者的发言十分踊跃。他们没有为中国的新时代的到来作过什么贡献，已然成为不争的事实。所以他们都努力通过一次发言的机会，表明自己的心从很早很早的时候开始，便暗恋一般痴情地倾向于中国共产党了。而这是一件除了饱含满眶的泪水，除了颤抖的嘴唇，除了滚烫的话语和富有感情色彩的口号，毕竟还需另外的一些，哪怕一点点实证的事情。于是他们中的每一位，几乎都当场“提供”了实证。虽然没有任何人要求或暗示他们应该那样，但他们自己对自己有那样的要求，自己对自己产生那样的心理暗示。他们中有人出示了一块红布，说是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就早已预备下了的，为的是在解放军入城那一天及时地做成一面欢迎的红旗擎出去。殊料解放军会在夜间入城呢？有人翻开自己的日记大声宣读，说那一段段比马克思主义还马克思主义，比共产党人还共产党人的话语，是自己在最忧患国家命运的日子里写下的。说自己那时多么多么的渴望投入共产党的怀抱，可是校园里的地下党团员们脑门上并不贴着告示，一日十次迎面走过也不知道啊。于是使倾听的人们咀嚼出失之交臂的大憾意味。也有人激昂地朗诵自己写在日记里的红色诗句。那样的诗句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一经被查实是谁写的，轻则入监坐牢，重则掉脑袋。中共的地下党团员们以前反而是绝不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那样的诗句的，因为那是被党的地下工作的严明纪律所禁止的。而后者们信誓旦旦地声称，之所以敢在日记里写下那样的诗句，是作好“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思想准备的……
公正地说，大多数发言者的发言都是源于真诚情怀的。但也确有人的发言，是基于审时度势的思量。用现今的说法，不无作秀的成分。他们日记里的话语和红色诗句，究竟是否真的写于白色恐怖的日子，是颇值得怀疑的。也许只不过是在发言的前一天偷偷插写在日记的空页空行间的。
在“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的历史大转折的“拐点时期”，形形色色之人的形形色色之心态，都是那么自然而然，那么顺理成章，那么可以理解。甚至，多少有些使人悲悯。因为，分明的，尤其那些作秀者的作秀，不无惴惴不安的自我保护的成分。他们从前对政治太淡漠了，对中国的革命太不关心了，而“解放”这一令全世界瞩目的大事件，使他们在历史大转折的“拐点时期”空前地失重起来。他们急功近利地企图仅仅通过几次表态，便确定自己和新政权的亲爱关系……
柳是最后一个发言者。
当主持会议的人问：“还有哪位发言？”
那时，只有柳一人没发言了。主持人不过随便问一句。像一切主持人照例要问那么一句一样。然而在柳听来，仿佛是冲着自己问的。尽管主持人的目光没望着他。实际上主持人直至那时并未注意到他这么一个人的存在。即使他不发言，主持人也将会以为全都发过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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