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字字铿锵的发言，引起了很大的共鸣，博得了一阵阵掌声。
最后他在台上高问：“这一切说明了什么？”
一些学生异口同声：“奴颜婢膝！”
学生们的呼应，使他发言的性质显得严重了。
他当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也很后悔向学生们问了那么一句，但却根本没有充分估计到问题的严重性。
如果那是事情的句号，他后来的命运也不至于多么糟糕。
然而并不是句号。
晚上，苏联教授们住的小楼的几扇窗子被砸碎了。
第二天，许多学生罢了苏联教授的课。
有几名服务员还拒绝继续为他们服务。
苏联教授中有人受到了当众羞辱。
因为他发言中所指出的现象，是实际存在并早已引起普遍不满的事实。
于是事情惊动了苏联使馆，也当然地惊动了中国高层。
于是事情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在搞政治运动了，而演变成了损害中苏两国友好关系的重大政治事件。
于是，在他浑然不知，还认为自己基本完成了“引蛇出洞”的政治任务，大功告成，可以踏踏实实地睡一觉的那一天夜晚，别人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该不该定他为“右派分子”。
有人替他辩解了几句。说后果尽管很严重，政治影响尽管很恶劣，但显然不是由于他的思想反动而导致的。他是我们多年培养起来的党外政治干部。良马宝驹也有偶尔失蹄之时，对他应予原谅。替他辩解的人是那些一向欣赏他器重他栽培他的人。他是按照他们的指示“引蛇出洞”的。但有更多的人反对那些人。更多的后者们义愤填膺地说，如果连他的刻毒言论都不算“右派言论”，那么已经内定了的“右派分子”，则都不该戴上“右派”的帽子了！分明的，他们落井下石，火上浇油，欲将他置于绝境而后快。他们或是因与他素有积怨，或是嫉妒他的得宠，或是觊觎他的职位急于取而代之。替他辩解的人们，惟恐自己也受牵连，岂敢声明他所以公开发表那样的言论，其实是领会了他们的旨意？他们既不敢承担一点点责任，在打算彻底毁了他的人们的凌厉声讨中，替他所进行的辩解就不那么理直气壮。甚而显得顾虑重重，含糊其辞欲言又止。
正讨论着，上边来了电话，大意是——像柳某某这样一个人，受党器重，受党栽培，受党信任，并不论资格委以重任，却公开跳将出来反苏反党，具有很深刻的反面教科书反面教员的现实意义。反苏即反共，这是一个鲜明的立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柳某某够得上是一个典型了……
于是讨论没必要再进行下去。
可想而知，当柳被宣布为“右派分子”时，他是多么震惊多么不解多么委屈多么心不能服。然而无论他怎样，都已不能改变他的命运。
因为他又是一个典型了。
像当年他由一次发言而出乎意外地成了一个典型一样。
更令他震惊的是，他以为他的下场一定会引起广泛同情，却不料顿时陷入了口诛笔伐的汪洋大海。没人同情他。他不知所措到了极点。
正应了那句话——墙倒众人推。
他斯时才痛心疾首地意识到，原来不少人都盼着他有此日。
而未婚妻“大义灭亲”、“深层揭批”，使他的命运更加雪上加霜。
不过，他虔诚地配合形势“引蛇出洞”之目的确乎达到了——另有十余名学生与他同时划为“右派”——那些不但贴大字报支持他的发言，且对苏联专家无礼冒犯的学生。
“反右”之战果由而扩大了。
不久他被发配到农场去接受改造。与他同时划为“右派”的十余名学生们，并不因而与他同“病”相怜，惺惺相惜。不，他们非但不那样，还恨他。因为在他们想来，自己是做了他的政治殉葬者。都是大学生，谁也不弱智。后来他们相互一沟通一启发，全明白了。于是对他的恨膨胀了十分。有天晚上他们将他骗到野地里，狠揍了他一顿。连几名女学生也对他动了拳脚。他们解恨散去以后，他在野地里大哭。那时西北风呼呼地刮，像牛吼。几名女生啐他的唾沫，在他脸上冻成满脸冰斑。斯时状况，可用四句诗来形容——“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
以后几年内，那些学生们陆续“摘帽”，陆续分配工作，陆续离开劳改地。当最后一名学生离开时，他对人家竟那么依依不舍。因为有他们在，虽然都是“右派”，虽然在他这方面姿态卑下，时时处处多赔小心，惟恐惹他们烦而遭呵斥，但——毕竟他是在一个小群体里。他不知只剩他一个人了，孤独又漫长无期的岁月该怎样打发，以及命运还会怎样地惩罚他。
他的依依不舍感动了人家。
人家分手时说：“老师，您珍重啊。我也没什么送您留作纪念的，就送您一句话吧！”
那句话是——口是祸之门，舌是斩身刀。
冯梦龙小说中的一句话。
人家的心地是很良善的。然而在他听来，却似乎包含着显明的讽刺意味——因为他的口几乎仅是饮食之“门”了，因为他的舌几乎仅有品味之功能了。一则劳改条例严厉限制着“右派”的言论自由；二则既已为“右派”，心里谨慎，自己束缚着自己说话的欲念。他已差不多变成一个准哑人了。
其实他也有早些摘掉“右派”帽子的可能。只要他虔诚地表示认罪。那十几名学生，便是因为认罪态度好，而被陆续“宽大处理”的。偏他几年内没悟明白过来。不断地这里那里写信申述自己的无辜。等那劳改地就剩他一个“右派”了，等他终于悟明白过来了，晚了。不能全部摘帽。全都摘帽运动不是白搞了吗？他是“右派”典型，既为典型，自己想不是——休想。典型那就是要永远起典型的作用，无论正面的还是反面的。
当“右派”不再是一个小小的集中的群体，而是单独的一个人的时候，其命运大抵有两种——或者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监督的眼渐渐疲惫了，最终接受了他也只不过是一个人，忽略了他是“另类”；或者因为在某环境中的独一无二，更加成为众矢之的，每逢有政治的戏剧上演，便成为“反角明星”，以衬托别人的正面形象。前一种命运的幸运往往体现在民间，如具体的一个偏远的乡村，一个小镇的社区，或一个人数不多，以女性为主体的手工业半手工业小厂。政治的风尾即使也每每刮到那里，然而一般不会成为民间的主要生活情节。又由于民间对于有较高文化之人，仍保持着几千年以来的传统的敬意，故“右派分子”在那些地方受到的歧视要小些，受到的伤害也要少些。而第二种命运的不幸，往往体现在大农场、大企业，以男性为主体的大群体。由于那些地方大，政治之风刮到那里时仍正强劲，而它们的领导的级别也高。他们对政治之风的迎送方式，每习惯于搞轰轰烈烈。而且由于那些地方大中小知识分子成堆，亦不乏知识分子出身的政治干部或技术干部。知识分子对以自己的同类为靶子来证明自己政治立场的坚定，尤其没有什么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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