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人心的善，在“不寻常”年代往往更加感人至深。
随着《悲惨世界》的读者增多，米里哀、襄？阿让、郭文这三位文学形象，越来越引起全欧洲人沉思——那些小说中的好人的原则，难道真的不可以植入到现实生活中吗？如果植入了，现实生活反而会变得更不好了吗？
于是，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开始“化”人。
而在英国，狄更斯比雨果在善文学即“好人文学”方面走得更远，也更极致。
暴动与镇压；一方开动了分尸轮，一方频立绞刑架，在如此残酷的背景下，狄更斯讲述了一个凄美的三角恋爱情故事——法国贵族青年查尔斯？达雷与是律师助手的平民青年卡登，都深深地爱上了一个叫露茜的美丽姑娘。达雷因暗中向起义者提供枪支而被关入监狱，等待他的将是死刑。卡登清楚，露茜爱的是达雷，给予他自己的却是纯洁的友谊。为了成全达雷与露茜的爱情，也出于对法国大革命的同情，卡登毅然潜入狱中，营救了达雷，第二天顶替达雷从容踏上断头台……
这故事的利他主义倾向当年使中学时代的我讶异万分。
世上怎么可能有卡登那种人啊！
然而正是在“文革”中我理解了雨果和狄更斯——他们将极善之人性置于血腥时代进行特别理想主义的呈现，乃是为了使人性善发出极致之光！
至于王尔德，这位主张“为文艺而文艺”，并且放浪形骸的文化知识分子，也满怀真诚地为欧洲的孩子们写出了《快乐王子》那么动人的童话！它像《海的女儿》、《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一样，滋润过几代欧洲少年儿童的心灵。
以我的眼看来，启蒙时期的欧洲作家及文化知识分子们，不遗余力共同肩负起的文化自觉无非体现在这几方面——坚定不移地反对王权专制及其专制下的暴行与丑恶；坚定不移地主张并捍卫思想自由的权利，同时为新时代接生“新人”；以饱满的热饮呼唤善的人性与正义之人格。
因为他们知道，倘无善的特侦，所谓新人，也许还不如善的“旧人”值得尊敬。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新人”如是说：“他们那么做是因为他们身上最好的一面要求他们那样；如果他们换个做法，他们身上那最好的一面就会感到屈辱和痛楚，使之烦恼，他们就会觉得对不起自己。”
至于尼采，我至今不知他为什么会被称为哲学家。“上帝死了”固然是一句包含哲学意味的话，但仅仅一句话构不成哲学。至于他为德意志帝国所“接生”的“超人”们，在我看来是人类危险的敌人。因为他们的人性是冷酷无情的。一旦另一部分人类被他们视为敌人，他们便会按照尼采的思想指令系统，“将战靴踏入敌人口中”。故希特勒后来在德国军队中散发尼采的“超人”小册子一点儿也不奇怪。
三
梁启超倡导“以小说塑新民”之当年，其实并没几人响应。鲁迅在做着与契诃夫一样的事，意义与契诃夫之于老俄国一样深刻且深远。几乎只有沈从文悟到了什么，却没有根据证明他肯定受到了梁氏的感召。他的湘西山民系列小说中之人物，虽然区别于同时代许多作家笔下的中国男女，但由于着力于表现“原始的生命力”，故“蛮民”特征显然，便只丰富了那时的文学人物画廊，并不具有“新人”基因。多少受到东方佛教思想与西方基督思想影响的冰心也分明悟到了什么，低调地秉持“爱的文学”亦即“善的文学”跻身文坛，但与风起云涌蕴育着革命的时代格格不入，她以女性心温所代表的一种文学现象，也没获得足够的支持。巴金在《家》中的确塑造了觉民等“新青年”形象，但在初版的《家》中，觉民其实是无政府主义信徒，证明着他内心深处的迷惘。《早春二月》中的萧涧秋其实算得上一个“新人”，因为他有拯救意识——先是参与了拯救国家的大革命，大革命失败后退隐于小镇，转而拯救文嫂母女，却成为小镇人们舌尖上的飞短流长之笑柄，结果文嫂的女儿病死后，文嫂也自杀了，于是宣告他的拯救使命适得其反。电影《大浪淘沙》中的金恭绶与其革命引路人之间有一番对话耐人寻味，当金恭绶欲将仅有的两块银圆送给可怜的老码头搬运工买药时，他的革命引路人对他说：“你帮得了一个，帮不了全中国千千万万的受苦人！”
这句话暗含着的深意是——善即革命；上善即献身于革命。否则，不能实现真善之愿望。
四
回眸每望，新中国成立之后，我确乎能从历史的光线中看到一批与新时代共舞的新人们的身影，但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后来许多新人按照一样的思维说一样的话，独立思想等于饮毒自杀，人们逐渐习惯了四目相望锁唇舌，连目光里都不再流露半点儿真思想。于是恰恰是本有资质焕然一新的那些国人，几乎统统变得比“莫谈国事”时的中国的“旧人”更旧。
斗争文学成为主流文学。
一部农村小说中的翻身农民老汉说：“我以后活着只有一件主要的事了，就是瞪大两眼，每天盯着马小辫的一举一动。”
马小辫者，老得仅剩几颗牙的老地主而已。
阶级斗争以话剧的形式演绎到了只有三口人的家庭中，年轻的女婿与贪小便宜的丈母娘之间“原来”也存在着寻常日子里的“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也进行到了公社的海椒地里，这次英勇斗争的主角是少年——他发现也同样老得仅剩几颗牙的老地主偷了几个海椒。阶级斗争既然必须以“坚决斗到底”的原则来进行，结果是不敌老地主的少年被掐死了——以真人真事为素材的话剧在全国上演，每一个观看了的少男少女的头脑中都从此不由自主地绷紧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一根弦。
“对敌人要像寒冬一样残酷无情”——这句令人不寒而栗的话成为了时代教义。
由于缺少宗教情怀的影响；也缺少“好人文化”的熏陶；“人性论”在文化之界内界外被批得体无完肤；那么到了“文革”时期，暴力行径比比皆是简直自然而然，不那样反倒怪了。
五
八十年代亦即新时期以来，“新人”形象首先出现在某些“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中。《天云山传奇》中的罗群与冯晴岚，能够在极左年代恪守起码的独立思想、人性和人格原则，当然在个人品质方面具有绝不肯让渡的“新人”特质。虽然根本不可能，但请允许我来假设——如果这样的文学和影视作品恰恰及时出现于“文革”中，那么在我看来，其所体现的文化自觉将是光芒万丈的，价值远在《父与子》、《怎么办》之上。还有《芙蓉镇》，还有《平凡的世界》、《沉重的翅膀》，等等。虽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现实中人重新定位人何以为人存在疑问，但“新好人”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这一事实，却足可令梁任公泉下得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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