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少年时期就读过了一些人文元素饱满的书籍，这使我在我的同代人中成了具有“异质”之“文化基因”的另类。这对于我是幸运的，但在当年也分明是种“不幸”——头脑中既有“异”于“文革”的思想存在着了，想要隐藏得很深很深对于一个本无城府可言的青年又谈何容易呢？然而我知道那些思想是危险的，若在不适当的时候稍不小心脱口说出了几句，必将给自己招致大的祸殃。在我当班长不久，有件事给我以极大的震动。那是夏季的中午，我正睡得很酣实，被班里一个年龄最小的知青弄醒了。他告诉我，我班里的几名哈尔滨知青，正在当地一个有“特嫌”的老职工家里审问对方。对方50多岁，无家室，已被“隔离”在家中，勒令交代“问题”。事实上，任何知青未经“专案组”允许而对那样一个人进行所谓“审问”是严重违反知青纪律的。当我匆匆跑到现场时，仅着短裤躺在炕上的那“特嫌”人已然昏迷，身有多处青紫外伤。而我班里的两个手持棍棒的家伙，仍一脸凶相，骂骂咧咧地还说那人“装死”。打死人的事我已听到过多次，但那一次暴力“革命”的结果可是近呈眼前，施暴的可是我班里的几名“战士”！他们不久前还是城市里的“红卫兵”；他们只不过上学到初一或初二；他们的头脑里除了被灌输进了满满的“革命是暴烈的行动”之类的思想而外，再就没接受过一点点别的思想——可以肯定，我看过的那些书他们连书名也没听说过。我找来了连队卫生所的医生，医生当场宣布那人不是“装死”，而是真的死了。
连里“淡化处理”了那件事，向团里汇报那人死于“心脏病突发”。否则怎么办呢？将那几名打人者送交沈阳军区的军事法庭进行审判？既然死者没有任何亲人替之喊冤，倒还莫如批评教育那几名知青一番就算了。
但这一件事在我心中留下的阴影久久挥之不去。对我班里那几名战士也嫌恶之极。另一件事是我听说的，后来证实是真事——另一个团的一名知青，在庆祝又一条“最高指示”发表的一个夜晚贴大字报时，将“万寿无疆”四字贴错乱了，结果第二天早上人们看到的是“无寿万疆”。他的家庭出身有“问题”，于是恶果降临。往日的战友翻脸无情，暴打了他一顿，接着批斗。连里也不敢不重视，只得宣布那是一场“严重的反革命事件”，那不幸的知青当然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由知青变成了劳改犯，被打入另册多年。终于可以为家里挣钱了，再加上日日劳动艰苦，已经很少做梦的我，又开始经常做梦了。我每梦到自己在开什么会时无意识地脱口说出一句被认为“反动”的话，或喊出一句被认为“反动”的口号、在一片纸上写下了一行被认为“反动”的字，因而也祸从天降，结果非但不能往家里寄钱了，还使父母及弟弟妹妹们增添新的精神负担。然而头脑里有种思想总在否定，企图用明哲保身的大石块压都压不住。有时觉得压住了，听到些从北京传来的政治消息，那思想又会从明哲保身的大石块底下钻出芽来。渐渐地，因为“政治梦多”，到北大荒后胖了一点儿的我，又迅速地瘦了。我知道我是中了“文革”前所读的那些书的“毒”了——在正常年代，那些书中的人文思想对于我的头脑当然是营养；但在视人文思想为天敌的年代，头脑里装入了人文思想就等于装入了“毒药”，甚或定时炸弹！
那时我在连里有两位最好的朋友。一位叫李洪元，哈尔滨五中的高二知青，朝鲜族。他也是知青班长，后当过排长、炊事班长。另一位叫吴志忠，原是北京四中的高一学生，“文革”前全家被迁出北京，也成了五中的学生。五中红卫兵在哈尔滨的派性斗争挺出名，发生过几次影响较大的武斗。并且，还将派性对立带到了连队。但李洪元和吴志忠，似乎从一开始就思想完全超脱于了，除了大家都喊口号时，从不说一句与“文革”态度沾边的话。我是极想修炼成他俩那种人的，但做不到。
他俩成了我倾诉政治思想苦闷的可靠对象。他俩也是好朋友，有时我对其中一人倾诉，有时面对他俩倾诉。往往是在晚上。他俩都爱喝酒，我要向他俩倾诉就也得喝酒。而又往往地，我还没倾诉几句呢，他俩就都说：“喝酒！喝酒！”
李洪元有次还说了一句我铭记至今的深奥的话：“你苦闷是因为你不清醒，你喝醉了你就清醒了！”
我喝伤过一次，闻到酒味都会醉三分的。那一时期我经常喝醉，尽管实际上只不过喝了半两一两的。
有次吴志忠带着几分醉问我：“晓声你为什么不跟你那几个同班的好朋友说这些？”
当时我也有几分醉了，实话实说：“怕万一连累了他们。”半醉没醉的李洪元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训我：“听，我说得没错，他一醉就清醒，酒后吐真言了吧？哎你小子对我俩没安好心啊？我俩就不是你的好朋友了？你总对我俩说那些狗屁话就不怕连累我俩啦？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思想，别人都是猪脑子呀！呸你的狗屁思想！哪天你的话被别人听到了，让我俩怎么办？跟你划清界限？揭发你？批判你？哎，你不为咱们哥仨的亲密关系考虑，也得为你那个闹心的家考虑考虑吧？亏你还自认为是孝子！你孝个屁呀你！以后再满嘴胡咧咧那些狗屁话，我俩跟你绝交算了！都老大不小的了，谁也不是谁家长，你还觉得我俩真有义务替你操这份心啊！……”
那天洪元借着几分醉，将我骂了个狗血喷头。我被骂恼了，好长一段日子里不理他。
不久团报道组发来了调令，调我到团报道组去当报道员。行前，知青朋友们凑钱买了几听罐头为我送行，而那是不能没有酒的。大家都微醉之际，洪元倒了大半碗酒，端着郑重地说：“我那天骂你，你小子不要往心里去。”
我说：“怎么会！”
他又说：“你就要离开哥几个了，希望我那天骂你的话，你走时牢记着。团机关不比连队，你要好自为之！如果你真觉得我骂得对，那就喝下这半碗酒！”接着，他竟双手将碗举至我面前，由坐着而跪着了。
朋友们包括与我同班的五名好同学，都看出了洪元他是多么的依依惜别，也听出了他的话是多么的真挚，就居然没一个替我搪挡一下的。
我看着那喝粥碗里的半碗酒，一时呆住。
洪元他跪在那儿，一动不动。
朋友们的目光，一会儿一齐看他，一会儿一齐看我，一会儿一齐看酒。
在一片沉默中，我与洪元僵持了半分多钟。
我终于说出一句话是：“舍命陪君子。”——双手接过碗，两眼一闭，一饮而尽。
洪元紧接着又往那只碗里倒酒，都快倒满了，也双手捧起来一饮而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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