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黄宗英挺“壮实”，身材颇似六十年代的马玉涛。六十年代后的马玉涛开始发福了。我知道她们以前的身材是很苗条的，我猜得到黄宗英变得“壮实”了肯定与多年参加体力劳动有关。
然而她的面容依然漂亮，依然具有曾被称为“甜姐”的俊美线条。她发过几次言。显然的，每次发言前都有满腹想说的话。但真开口了，似乎又不想多说什么了。所以她每次的发言其实又很短，并且每次都出人意料地戛然而止。我注意到，她每次发言时，总有人向她传递暗示的目光——说几句就行了。一接触到那种友善的目光，她就很懂事地赶紧再说三言两语结束了发言。
是的，那时的她极像一个童言无忌又特别喜欢表达内心思想感情的孩子。因为懂事，所以在被对她友爱的大人们以目光制止时，便立刻装成沉默寡言的样子。
我想那时的她内心里一定是隐觉委屈的。
看着我所崇拜的人那样子我的心情也颇觉压抑。
她每次发言的内容，也只不过是在一次次强调，自己是多么愿意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而已。那显然是她真诚的想法，但又显然不是她唯一真诚的想法。她分明很想说出另外某些同样真诚的想法，特别是在那么一次纪念会上，当着那么多老朋友的面，而且是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
也分明的——老朋友们认为那是不明智的，甚至还是冒失的。
第一天的讨论气氛特沉闷。主持会议的菇志鹃肯定不是善于启发别人发言的人，并且我看出，她也不打算那么做。和黄宗英一样，她也是前一天从深入生活的外地赶回上海的。正因为气氛沉闷，黄宗英才发了一次言又发一次言，我看得出她很希望自己能使气氛活跃起来。
作为书记员的我几乎无可记录，只得一段段读《讲话》原文以及文件材料。我内心里对那种沉闷倒反而挺欣赏。人们只是在中午吃饭时，晚上分别时，话才多起来。嘘寒问暖，互道珍重，情形动人。吃饭时，黄宗英很主动地替这位盛汤，为那位添饭。在众人中，除了我，按年龄论她是小字辈，年长于她的那些男士们，对她的服务都很受用。那时的黄宗英显得很快乐，并且希望以自己的快乐使大家也快乐起来。她的快乐也只不过就是一种表情现象。没人开玩笑，她也不。人们的话也只不过局限于互相询问亲人及儿女的情况。没人问黄宗英、赵丹的情况，显然都不愿影响她的快乐。
第二天上午是大会发言——有人在发言中又批判了《百合花》，认为不管到任何时候，《百合花》的创作倾向都是不符合《讲话》精神的。也有人批判了《小丫扛大旗》，认为所谓“生活气息”抵消了“突出政治思想”……
下午的讨论就更沉闷了。作为组长的茹志鹃和副组长的黄宗英，都不知自己该说什么好了。
我按捺不住发了一次言。我的发言自然是对大会发言中的批判所进行的批判，冷嘲热讽，出言极不客气。前辈们起初皆怔愕，继而望着我的目光里都流露着赞同了。
第三天的中午饭是会议期间的最后一次饭，我与黄宗英前辈配合着替大家加饭、添汤。巴金老居然询问我的经历，菇志鹃替我回答了几句。巴金老没听清，黄佐临替菇志鹃重复了一遍。我说在上海杂技学馆，我与黄小芹成为了朋友，黄佐临听了很高兴。
黄宗英问我：“从农场往兵团调有可能吗？”
我明白她那时想到了女儿赵桔。
我将当年“好大哥”崔长勇信誓旦旦的话转述给她听，她极欣慰，说希望女儿赵桔成为兵团战士，是因为兵团比农场更重视培养知青的文艺爱好，而赵桔也自幼热爱文艺。
1977年的五月，谁都不敢梦想，中国还有知识青年返城那一天！
散会前我向菇志鹃和黄宗英两位组长、副组长要联络方式，她俩都高兴地亲笔给我写下了，并都说欢迎我去她们的家。
回到复旦，同学们听说我与那么多文艺大家分在一个组开了三天会，无不羡慕至极。
有同学说，七月份就要毕业了，既然你认为他们对你都很友好，干吗不请一位到复旦来与咱们中文系创作专业的同学座谈一次，介绍介绍创作经验啊？
我想，可也是，为什么不呢？
我说巴金老是沉默寡言的人，我们不为难他。菇志鹃老师又回深入生活的地方了，一时联系不上……
大家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异口同声地主张：请黄宗英！请黄宗英！
于是就有了黄宗英1977年6月在复旦大学的一次文学创作讲座。我在《从复旦到北影》中有所记录，此不熬述。也因她亲笔写给我的一张“便条”，我分配到北影后成了黄宗英家的熟客，并与他成为忘年交。
我要补充的是——大约二三年后，她与赵丹二人应北影厂厂长汪洋之约住入北影招待所，准备主演电影《周恩来》。我自然要去看望她的。他们的房间访客不断，无不是文化界名人。我虽年轻，当年却矜持得很，故也只去看望过一次。他们夫妇二人都对当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之知青们的情况有了解的意愿，我正向他们讲述着，厂长汪洋来了，说要请他们去参观摄影棚。汪洋看着我，颇觉奇怪，问他们我是谁？那时我虽已分配到北影编导室了，却还没与汪洋近距离对望过。
赵丹说：他是宗英的学生。
汪洋更加奇怪，又问黄宗英：你什么时候收起表演弟子了？
黄宗英笑道：我又不是只会演戏！他是我文学创作方面的学生不行吗？你太官僚了吧，他早已是你们北影的人了呀！
我将自己怎么认识黄宗英的过程用简短的话告诉了汪洋。黄宗英接着说：听过我的讲座，当然算是我的学生了！
汪洋问我：有收获吗？
我肯定地回答：有。
汪洋也笑道：那就算是了吧。
黄宗英又表扬地说：他可是好青年，有独立思想，十年中没跟着闹过。
于是汪洋说：那你就一块儿陪着参观摄影棚吧。
当年的北影，虽然是电影界名人经常出入之地，但只要黄宗英、赵丹夫妇的身影一出现，必定是更吸引人们眼球的一道风景。
参观摄影棚的黄宗英和赵丹，有以汪洋为首的北影的一干人等，包括北影的导演大师们和著名演员们相陪。但紧随他们夫妇左右的却只有一男一女。女的是一位穿军装的、身材高挑窈窕的美女顾永菲，男的便是我。顾永菲的伯父是上海电影当然便也是中国电影的先驱人物顾尔已，在汪洋们那一代电影人中老友多多，与赵丹汪洋更是交情深厚，非同一般。她当年是新疆军区文工团的话剧演员，她父亲顾尔谭是南京文学界的名人。所以对于她紧随在黄宗英、赵丹夫妇一侧，没有谁好奇。不知她是谁的，或许起初也是有几分奇怪的。但悄悄一问，知道了，就不奇怪了。
我却引起了几乎每个人的奇怪。
知道我是分到编导室的“工农兵学员”的奇怪，不知道的更奇怪。我并不习惯被些奇怪的目光投注到身上，一有机会就自我边缘化。偏偏的，汪洋却比黄宗英更关注我的存在与否，隔会儿就四顾着大声说：“小梁哪儿去了，过来过来，学生不是白当的，前边来前边来！陪就得有个陪的样子，得形影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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