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现在是一个最不必认真讨论文学的时代。讨论也讨论不出个结果，恰符合“存在的即合理的”之哲学。
至于有几个西方人对中国文坛的评评点点，那是极肤浅、极卖弄的。对于他们我是很知道一些底细的。他们来中国走了几遭，待了些日子，学会了说些中国话，你总得允许他们寻找到卖弄的机会。权当那是吃猫罐头长大的洋猫对中国的猫们——由逮耗子的猫变成家庭宠物的猫，以及不甘心变成家庭宠物，仍想逮耗子的猫们的喵喵叫罢。从种的意义上而谈，它们的嬗变先于我们。过来人总要说过来话，过来猫也如此，有一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一位美国黑人女作家，而她又是以反映黑人生活而无愧受之的，这本身就是对美国当代文学的一种含蓄的讽刺。
而我自己，如今似乎越来越悟明白了——小说本质上应该是很普通、很平凡、很寻常的。连哲学都开始变得普及的时代，小说的所谓高深，若不是作家的作秀，便是吃“评论”这碗饭的人的无聊而鄙俗的吹捧。我倒是看透了这么一种假象——所谓为文学而文学的作家，在今天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以为自己是大众的启蒙者或肩负时代使命的斗士，自然很一厢情愿、很堂吉诃德。但以为自己高超地脱离了这个时代，肩膀上业已长出了一双仿佛上帝赋予的翅膀，在一片没有尘世污染的澄澈的文学天空上自由自在地飞翔，那也不过是一种可笑的感觉。全没了半点儿文学的责任感的负担，并不能吊在自己吹大的“正宗”文学的气球飞上天堂，刚巧就落在缪斯女神在奥林匹斯山为他准备好的一把椅子上……
但我有一天在北京电台的播音室里做热线嘉宾时，却没有说这么许多。归根结底，这是一些没意思的话。正如一切关于文学的话题今天都很没意思。所以还浪费笔墨写出来，乃是因为信马由缰地收不住笔了……
第五章 中国人为什么生气
中国人的心理问题出在普遍的中国人想寻找到某一个车站，想拥挤上某一次列车，手中却没有票，连一张站台票也没有。每一个车站都拥挤。每一节列车厢都拥挤。每一站能上得去列车的都是少数。每一站被抛弃在站台上的都是多数。每一次列车都标明着“直快”、“特快”。每一站都有广播员以鼓舞人心的热忱饱满的语调不厌其烦地连续广播：“前程似锦、前程似锦、前程似锦……”于是人们从这一个车站奔向那一个车站。
1. 商品时代的旋转式运行
极辣的油烟透过通风纱窗从走廊漫入室内。怎么竟到了该做午饭的时刻！
呛得咳嗽不止的我，赶紧下床，踏椅子关纱窗——开着它原本为散出我吞吐的烟雾。十二点七平方米的蜗居，吸三支烟后便“云雾缭绕”了。床设窗下，窗乃北窗，被欺近飓尺的树荫所蔽。十余年来，我未曾在室内享受过一线阳光。
又上了床，变换方位，重新恢复姿势，重新点燃一支烟，仿佛母亲寻找一扭头间丢失的孩子，焦急地追逐转瞬即逝的思绪……
记得，执拗的我抱病写作《雪城》下部。我深知有几个男女巴望我没写完下部便死掉了。哪怕仅仅为了使他们的恶意落空，我也要画圆最后的句号。
被诅咒着的事情人往往更会做到底。
最大的愿望——有一张铺得开稿纸的桌子。现在用的是五百格大十六开稿纸，估计要写满十二本。北影文学部对我够照顾的——允许我单独占领一间挺宽敞的办公室。我在北影文学部是受爱护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获得这种幸运。我对北影文学部亦怀有特殊的情感……
办公室有一张写字台和一张办公桌，我却很少在那里写作。因为是办公室，形形色色的来客似乎便可以不受时间限制地坐下去、泡下去。我最厌恶的事之一是乱谈，或曰闲侃。在办公室，我常常觉得我是一位公共事务管理局局长或民政局局长或中了一万元彩券的人或心理问题咨询专家之类……
《雪城》上部基本上是在直径不足一米的圆饭桌上写完的。《雪城》下部近六十万字，则行行字字是趴在暖气片上写完的。那是老式的暖气片，挺厚。幸而挺厚，垫块宽一尺半，长不足一米的五合板——是父亲在北京住时，从废料堆上捡的——便是我的“专桌”。那时我已不能在圆饭桌上写作——写作时，它的边缘恰卡住手臂血管，日久天长，我患了一种不多见的职业病，叫作什么“上肢静脉曲张”。持笔两刻，手背的血管便鼓凸起来，并且手指发麻，进而胀疼……
在“专桌”写作，自我感觉不良好。首先是，那五合板受过潮，经暖气烘，有些“瓢”。其次，不能正坐，只能侧坐，双腿无垂处，也无法蜷，顺条笔直地贴着暖气，一双横置的筷子似的。写字的手倒还好说，稿纸在哪儿手就应当在哪儿——“星星跟着月亮走”。拿烟的手不免尴尬。烟灰缸放“桌”上，拿烟的手下意识地总悬空擎着——那只手它亲近的是烟灰缸。很类乎自我惩罚。故烟灰缸是放在床上的，拿烟的手掌根部撑着床，时不时将烟灰点在床上，或弄翻了烟灰缸。甚至烟头触床，床单遭殃，被烧出些洞洞……再其次，北影的锅炉坏了修，修了坏；暖气今天热，明天凉。热时热得我如同偎着火盆，凉时凉得我恰似拥着冰桶……十九号楼的北影公民曾因暖气问题上书《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登是登了，登了也白登。
有天晚上八九点钟，一职工操起走廊里的传呼电话，挂通了行政副厂长家，说：“好几家的孩子们冻得直哭……”
我忍不住夺过电话吼：“你他妈的还能不能过问一下锅炉房？”
话筒里传来愠怒的声音反问：“你骂谁？”
我说：“骂的正是你！听清楚了，我再骂一句，你他妈……”
好性情是好环境的教养结果。有时你想温文尔雅却做不到。
最令我沮丧的是我的硬化了的肝——虽每日朝写至暮，暮写至夜，多时仅得四千字，少时两千字而已……
我的一位当记者的“北大荒战友”，知道我得了肝硬化后咬牙切齿地说：“那他怎么还没死！”我充分理解他之恨我不死是多么的合情合理——一九八二年我登上全国短篇小说领奖台时，他的脸阴沉得难看，说出一句话是——“他妈的，怎么是这小子而不是老子！”有三个人听到了并且转告我要怀有戒心。我当时一笑，以为那不过是一句调侃。后来之事桩桩件件，证明我未存戒心是天大的错误。现在看来防不胜防。那些日子我过马路颇小心——很怕万一被汽车撞死，给予了他们大的快感。唉唉，“战友”啊“战友”，叫我对你们说什么？
各方各面，抱各种目的之形形色色来访者依然不少。多数挺自觉，见我那样子写作，不忍侵占时间，也有不怎么自觉的。不怎么自觉的我拿他们毫无办法。我是个很难做出下逐客令这种事的人。门上虽贴着张大白纸，写着“本人病中，请勿多打扰”。其实等于一张无字白纸，甚至可能等于写着“主随客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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