忐忑的中国人_梁晓声【完结】(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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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当代人都该有这一份责任感!

  性之所悟,心之所思,虽从俗而不可夺也!那就看功夫片,也是有收获的……

  身体整日里歪着倒着的便愈软弱愈没了力气,听从朋友们的劝告,我到北医三院去了一次。那医生已认得我了,问:“又怎么了?”

  我说:“没怎么,想……再做一次B超……”

  医生皱起了眉头:“还做B超?光我,就给你开过两次预约单了!算这次就三次了!不相信科学?”

  我说:“相信啊!”

  他说:“相信就别做了。你不是说你可以不上班,在家休养吗?”

  又说:“想活得长久些,就长久地休养。你不就是作家吗?你不就是写小说的吗?现在写小说的不少,看小说的不多!我就不看,想看也没工夫。你十年二十年的不写小说,对咱们中国没什么大影响吧?”

  我说:“丝毫影响也没有。”

  他说:“那不得啦!对你的生活会有影响吧?”

  我说:“会的。”

  他考虑了一下,再问:“现在稿费怎么算?”

  我说:“每千字十五至二十元。”

  他说:“你听我的——,从今以后,每个月,你前二十五天休养,后五天写作。写个六七千字的小东西就可以。每月都有一百多元的稿费,既补贴了生活又休养了身体,不是挺好的一种活法嘛!你怎么就算不过来这个账呢?”

  门开着。

  我听到了外边候诊者的对话:

  “嘿,聊起来了!”

  “这可不是聊大天,这是医生在给作家开偏方!”

  医生也听见了这话,笑笑,说:“我给你开的这偏方,治本。再给你开两瓶肌苷片,算是治标的。治本与治标结合吧,你要有信心。”

  ……

  我对我的身体早已不信任。我顶不愿意的事,便是到医院去检查身体或看病。

  甚至可以说,我对我的身体怀有恶意——它不给我以健康,那我则干脆不把它当成怎么回事儿。所谓一报还一报。最大了不起,同归于尽而已。我吸烟是因为我根本戒不了烟。我写作像我吸烟一样。文字尼古丁早已“毒害”了我,融入我的血液,形成某种异常的体质平衡。某些人戒了烟反而猝死。停止写作我也等于缓慢自杀。

  对于小说家而言,他的生命便是一页永远写不满字的稿纸。故他们的生命只能了断在逗号或删节号上。大抵如此。这对他们都是没奈何的也几乎都是甘愿的选择。

  精疲力竭的身体稍觉恢复了点儿,我忍不住翻开了我的记事本——那上面记载着某处某月某日我所欠的“文债”。一个事实是,我不欠任何一家刊物任何一位编辑任何形式的债务。我顶不愿过的日子便是似乎欠着别人某种债务似的日子。另一个事实是,我竟欠下了那么多的“文债”,只怕想还也是还不清的。我夹在这两个事实之间做丈夫、做儿子、做父亲、做小说家,失去了原本生气勃勃的自我。哪一方面我都想做好,哪一方面也没做好过。第三个事实便仿佛是命中注定了的——我不是一个好丈夫、好儿子、好父亲、好小说家。

  通常的情况往往是这样——一位编辑登门约稿,倘是熟人、朋友,彼此诉诉苦衷,也就罢了。倘是第一次见面呢?倘对方的虔诚令一位小说家感动了呢?倘对方给予你的期限极宽,不过寄他或她那虔诚的希望于小说家“将来”的某一天呢?那你还能断然拒绝吗?你好意思使对方仿佛感觉到你根本没有了“将来”似的吗?而我们的可敬的编辑们——这些兢兢业业为他人做嫁衣的文学“工蜂”们啊,他们初登某一位小说家的家门时,有哪一个不表现得极为虔诚呢?虔诚是他们的竞争法宝、通用的法宝。我们的小说家大抵被这一法宝所降服。即令最不讲情面的,也难免有俯首帖耳之一时。

  何况我是个“抹不开情面”的人。北方俗话所谓“破车子好揽债”。

  这是性格悲剧。

  沉重的现实生活为我们每个人规定了宿命的角色。我们往往无奈地陷入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它只允许我们的内心发挥与这一角色相适应的特点。内心其他的部分正在死亡。

  自我正在死亡。连企图挣脱出自我的希望亦已在死亡。

  在中国,一切被谓之为“好人”的人,十之八九都是自己将“自我”活生生扼杀了的人。更令人沮丧的问题在于,倘我们做一个绝顶的“怪人”、“恶人”,现实便肯还给我们那点儿自我了吗?倘我们拒人于千里之外,情形便会好了一些吗?倘我们囚自己于方寸之中,个性的自由反而会更大了一些吗?我不信。故我常在委屈自己的境况下体验人生,默默地认同那一种畸形的“自我”恐怕便是命中注定的属于梁晓声名下的“自我”。

  在咄咄的现实中我常认为我们不是堂吉诃德便是桑丘。

  反正都差不了多少。

  西方人见面时,从来不问:“你吃饭了吗?”

  中国人极少有为了维护自我而大声说——“不”的。正如中国人即使在厕所里见了面也要问:“吃了没有?”

  每个人最经常承担的负荷其实是他的性格所造成的负荷。

  9. 缺失灵魂的城市发展

  在我的“欠债簿子”上四五页记载了二十几笔“债”——而排在第一位的便是《花城》。这一笔“债”我已经拖欠了三年多了。每次收到刊物我都非常内疚。尽管《花城》早已经不再来催稿信了……

  我想,我还是得写。我还是得还“债”。

  我希望我死之日,可以大言不惭地对自己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欠任何人任何方面的什么。我应诺过的竭力去做了……

  于是我又写……

  写出一篇草稿,我求人订机票。

  带着草稿,我去往广州。那是我第一次去广州。飞机误点五个小时,走出机场,已是晚上九点多。天在下雨。许多人举着牌子接客。我一一细看那些牌子,没有接我的。我拍给《花城》的电报,在他们下班后才送到。

  同机乘客一出机场,便奔上各宾馆专车。我早听人说,广州住宿很贵,又正值广交会期间。八九十元住一夜通常事。故我一上车,先问房价。一听房价,咂舌退下。如是者三,衣服便已淋湿。直至最后一辆车,是广州军区第几招待所的,上去问最便宜的房价,十七元。十七元——我还犹豫。

  没有一个有点儿良心的作家居然不为编辑部的经济而精打细算。

  “走吧!再不走,没车了!广州这地方,十七元一宿够便宜的了……”

  有一个男人好心劝我。

  车上已没座了。

  站着往窗外看,透过密织的雨帘,并未看到什么不夜城的灿烂灯火。这里那里,稀稀疏疏的光亮,反而越离越远了。车分明地是驶在城郊公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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