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中国人_梁晓声【完结】(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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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这一种见怪不怪的现实,又每使我联想到谢甫琴科。众所周知,谢氏生长在农奴家庭,从小失去双亲,孤苦伶仃,实际上便开始做一个小农奴。尽管他的身份似乎比农奴高一等,叫“使唤人”。

  后来,他成为乌克兰民族的画家和诗人,名声远播,于是受到沙皇的召见。

  其刻,宫殿上文武百官都向沙皇三躬其腰,口出颂词,唯谢甫琴科一人挺身于旁,神情漠然。

  沙皇愠怒,问:“你是什么人?”

  诗人平静地回答:“我是塔拉斯·格里戈耶维奇·谢甫琴科。”

  沙皇又问:“你不向我弯腰致敬,想证明什么?”

  诗人不卑不亢地回答:“陛下,不是我要见您,是您要见我。如果我也像您面前这些人一样深深地弯下腰,您又怎么能看得清我呢?”

  这一次召见,决定了诗人一生的命运。

  如果,他和沙皇面前的那些人一样;如果,他哪怕稍微装出一点儿卑躬屈膝——这在当时实在算不上什么耻辱,许多比他声名显赫的人物都以被沙皇召见过为莫大荣幸——那么他也许将从此成为沙皇的宠儿。

  但是由于他的桀骜不驯(这乃是由于他的出身和经历,从一开始就在他内心里种下了轻蔑王权的种子),使他几乎一生都成为让沙皇耿耿于怀的人。

  在王权的巨大投影之下,无论什么人,若想站直了,就必付出代价。

  谢氏为此付出过代价。

  法国的雨果也为此付出过代价。

  还有俄国的普希金。

  还有许许多多在王权的巨大投影之下企图站直了的人……

  民主之所以对于人民毕竟是好事,就在于它彻底驱散了王权的巨大投影之后,使人人都有可能从心理上获得解放,弯腰与不弯腰,完全出于自愿,出于敬意的有无,而根本不必假装作戏。倒是反过来了,有权之人,每每在人民面前作秀,以获得人民的好感。因为人民几乎无时无刻都有资格以民主的名义理直气壮地说:“你的权力是我们给的,我们想收回给予别人,便可以那样做!”

  王权巨大投影之下的任何人,却不得不经常告诫自己:“我现有的一切是王权的代表者们给的,他们想把它缩减到多么小的程度,就可以把它缩减到多么小的程度。他们一旦想收回它,不愁没有正当的理由。”

  中国的民主局面、法制成就,近年发展得很快,有目共睹。但我们中国人毕竟在王权的巨大投影之下弯腰弯得太久了,似乎成了一种遗传病,鼓励站直了,许多人可能一时反而不习惯,感觉反而不自然。

  扫描社会,观察这一种现象,所见是非常有趣的。

  “我认识××厂长!”

  “我认识××处长!”

  “我认识××局长!”

  “我认识××部长!”

  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都时常会听到这样一种炫耀。而其炫耀,效果往往又立竿见影。仿佛炫耀者本身,顿时脑后呈现七彩光环似的。倘不直接认识官员们,那么认识他们的秘书、儿女、三亲六戚,也似乎足以令人刮目相看。尤以认识官员们的夫人,最是资本。

  中国人公开宣布自己拥有这些特殊关系时,其实是想证明——我是一个有条件站直了的人!但所认识的官员一旦“趴下”了,或从官体制中隐退,一度站直了的某些中国人,又必然会一如既往地弯下腰。于是他赶紧弯下腰去认识另外的官。因为他毕竟曾靠认识官而站直过,体验了站直的感觉之良好……

  如今,一个中国人站直了,已不须付出以往时代那种代价。那种代价太沉重,有时甚至很惨重。在中国以往的时代,只有几千万分之一的人尝试过。

  但如今,一个随时准备弯下腰的中国人,依然肯定地比一个随时准备“站直”了的中国人获益多多。

  某一天这种情况反过来,中国就将成为一个前途更为光明的国家了。

  9.中国档案制度质疑

  事实上,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两份户口,一份证明身份,一份记载个人历史。那第二份“户口”,即每一个中国人的档案。它从我们的中学时代开始由别人们为我们“建立”了,以后将伴随我们的一生。两份户口都与中国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二十余年前,又简直可以说驾驭着我们的一生。

  第一份户口就不多说了。当年对一个城市人最严厉的处罚,便是注销户口,这种处罚每与刑律同时执行。现在不这样了,乃是法律的进步。现在某些城市,已开始松动户口限制,乃是时代的进步。

  这里谈谈我对中国人的另一份“户口”的看法。

  倘谁的档案中,被以组织(比如团支部、团委、党支部、党委)的名义,或单位或单位领导个人的名义塞入一份材料,对谁一贯的或某一时期的工作表现、生活作风、道德品质以及政治言行等方面作歪曲的、甚而带有恶意的某种所谓“结论”,更甚而编造了情节,而其人始终蒙在鼓里,全然不知……

  倘此类事发生在从前,即“文革”结束以前,恐怕是没有哪一个中国人会觉得惊讶的。我们从前的中国人,对这种现象已是见惯不怪。从前中国人档案里的种种材料,因为代表着组织、单位或领导,其真实性简直是不容产生丝毫怀疑的。一言以蔽之,不真实也真实。

  复旦大学有一位老师,“文革”前所开几次会上,“有幸”与某人同室,某怕鬼,却又爱听鬼故事,偏那位老师擅讲鬼故事。在央求下,讲了几则给某听。“文革”中就成了审查对象,审得他稀里糊涂。因为某人已是大领导。后来终于明白,档案中多了一份材料,上写着“对领导怀有不良心理”。“领导”怕鬼,还讲鬼故事给领导听,当然是“怀有不良心理”了。再后来经暗示方恍然大悟,于是从实招来,结果因而被定为“坏人”。再再后来被下放农村改造,贫下中农以为他惯耍流氓,一点儿好颜色也没给过他……

  我们原童影厂的一位老大姐,年轻时档案里被塞入半页纸,其上仅一行字——“常与华侨出双入对,勾勾搭搭”。

  就那么半页纸,就那么一行字,无章,无署名,无日期,然而起着对她的认识作用。看过她档案的领导皆以为她“作风不正派”。后来人们才搞清楚,其实她仅“经常”与一位华侨“出双入对”,而且那华侨也是女性,而且是她母亲……

  电影界的一位老同志去世,我为其写小传,接触到其档案(已故之人的档案就不那么保密了),内中一封信使我大为奇怪——那不过是她年轻时写给她亲兄的一封亲情信,纸页已变黄脆。只因其兄当年是香港商人,那信竟成了“政治嫌疑”的证据入了她的档案……

  但,倘诸如此类的事发生在“文革”后呢?暴露于今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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