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郎织女式的夫妻，在寻常百姓中一对儿一对儿的依然很多很多。他们的生活里离不开生儿育女，离不开萝卜白菜。离不开吵架拌嘴，但也离不开责任感。责任感是他们组成家庭之前的最神圣的相互承诺。谁主内，谁主外，大的开销究竟谁说了算，小的花费谁有自主权，诸如此类一切某些男士和女士嗤之以鼻的内容，在他们都是必须加以考虑的。但是据我看来，这些俗内容，一点儿也不影响他们一对儿一对儿的夫妻恩爱着。
恋爱结婚——这是寻常百姓的定式。这定式给他们安全感，所以他们世世代代遵循着，其实并不以为是什么枷锁。
恋爱而不结婚——这是某些特殊的男人和女人的定式。他们在这种状态中获得到的幸福，其实未见得比牛郎织女式的百姓夫妻多一点儿。也许恰恰少得多。
在没有婚姻为载体的“爱情”中，到头来，遍体鳞伤的几乎注定了是女人。她们获得过的某些欢乐、某些幸福，往往被最终的悲伤抵消得一干二净。
在没有婚礼为载体的“爱情”中，女人扮演的只能是“情妇”的角色。
而古今中外，这一角色，乃女人最不甘的角色，也是最不符合男女之间自然关系的角色。即或那些专以猎名流傍权贵傍“大款”为能事的女人，一旦觉得巩固了“情妇”的地位，也还是要产生颠覆“情夫”既有家庭取代对方妻子的野心的。这时的男人用他们“爱至上”那一套哄她们是根本没用的。所谓哄得了一时，哄不了一辈子。结果男人大抵只有三个选择——要么离婚，承认自己“爱至上”那一套论调的破产，面对既又“爱”了，就还是免不了结婚“至上”的现实。要么给她们以多多的钱财，多到她们终于满足了不打算“造反有理”为止。要么，被逼得走投无路，狗急跳墙，杀了她们，或反过来被她们所杀。这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地方的各所监狱里，几乎每天都被关进因此而犯死罪的男人女人。
所以，据我想来，无论在外国还是在中国，“情人节”永远不会是一个值得被认真对待的日子。这是一个暧昧的灰色的日子，这世界上没多少人会真正喜欢这个日子。真的处在正常的热恋关系中的男女，每一个日子都可以是他们的“情人节”。他们在那一天的拥抱和亲吻，不见得比在别的日子更温存更热烈。而既是“情妇”或“情夫”，又是丈夫或妻子的男女，肯定的，恰恰是很避讳那一天的。即使瞒天过海凑在一起了，各自心里的感受和感想也会很苦涩。
所以，我最后想说的是——“情人节”，让这个日子拉倒去吧！一个节不被足够数量的人承认，其实便不是一个节。
以上，是为答记者问，追记成文。“爱”与“爱情”等等诸词，本是无须加引号的。加之，格外强调而已……
12.国与国的竞赛，乃是女人与女人们的竞赛
新世纪以来，中国妇女未经什么“妇女解放运动”，总体迅然“现代”起来。从农村到城市，从女孩到大婶，与20世纪80年代之前相比，女性“主体意识”明显亢扬。这里所言之“现代”，非指素质文明的高程度，首先是说与时代物质水平并驾齐驱的潮流意识。
某次我在摊床买水果，卖水果的四十几岁的农妇让我等会儿，并问“忧愁”二字怎写？——她在发手机短信。斯时我还没用手机，更不晓得怎样发一条短信。那手机看去很糙，估计是山寨版，据说七八十元便可成交。而从前的农村人，不论男女，从南到北，愁只说愁，大抵前边是不加“忧”的。愁乃日常语，“忧愁”可算是文词了。
还有一次，我走在回家路上，适逢小学放学，见一四五年级男孩跟随一女孩，央求她将QQ告诉他。我不上网，但也知道他说的是网上的聊天工具。
女孩不怎么情愿。
男孩竟说：你告诉我，我就给你一个霸王杀毒软件！
听小学生们说QQ，说杀毒软件，令我大讶。
我的一位朋友是与电脑共舞者，但出了一点儿小故障自己也不能排除，于是向他不到20岁的侄女求助。而其侄女实乃农家女，毕业于计算机方面的技校，在北京某网络公司打工，几是一位修电脑的专家，组装一台电脑不在话下。
时代的职业多样化改变了中国女性。
从前之中国，论到职业，有上九流下九流之说。“上九流”皆达官贵人，意味着社会地位居高层，也当然是指职业。服官政怎么不是一种职业呢？而“下九流”，则意味着卑贱性，故“下九流”又是轻蔑语。文人、教书先生，归于“下九流”，地位排在农、工、商之后，仅在流民也就是“氓”与娼妓们的前边，所以“文革”中被辱为“臭老九”。
从前之中国，论到职业，有五行八作之说，是对“下九流”的职业细分。而包罗万象的概括说法，也不过是三十六行、七十二业。
而2000年以后的中国，社会职业如翻江倒海——海底世界千般百种的水族，一下子被大浪掀到了陆地上似的。而水族的种类，远远多于陆地生物的种类。时代的乾坤鞭，指山山动，点海海翻，直教新女性随鞭弄清影，“新样靓妆，艳溢香浓”，争舞婆娑。
据说，全幅《清明上河图》有千余形形色色的人物。若其上每一人物代表一类从业者，也还是要比2000年以后之中国的洋洋职业大观少得多。
在如此众多的职业中，几乎每一行每一业都有中国当代女性的身影。而且，在许多业界中，女性大展身手，她们竞比能力的自信表现，每使男子自愧弗如。
对于中国，巾帼不让须眉的时代，仿佛轰隆一声当空而落。
普法教育改变了中国女性。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所进行的那一场普法教育当然是面向全体国民的，但法律意识一向比男性更为淡薄，依法维权的诉求一向比男性更为自抑的女性，一旦觉醒，打官司对于她们便不再是“丢人”之事了。她们开始明白，该打官司而不打官司，反而会让人瞧不起的。她们决定打起官司来所表现的勇往直前，每使成了被告的男人们后悔不迭，也每使别的男人告诫自己——以后当处处小心着点，千万别栽在她们手里。
中国男人们开始意识到，中国女人委实的不好惹了，更不可欺辱了。
中国当年的普法教育是成功的法律启蒙，是三十年来，中国做得较好的大事之一。我认为比成功地举办了“奥运”、“世博”于中国的正面影响深远多了。
尽管，现在犯法案件一点儿也没减少，甚至可以说五花八门，判不胜判了。但基本上都非因为不懂法，而皆明明是知法犯法。
不懂法而犯法，是法律的悲哀。
知法犯法，不是法律本身的问题，是社会问题的折射，也是人本身劣性化人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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