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是，有些国家的新人，所遗传了的基因是人文的，故虽然同样消费着快餐文化，但基因并不会被快餐文化异化。而在我们的国度，快餐文化直接便是文化基因。好比习惯于以可口可乐解渴，血管里流的差不多也是可口可乐成分的文化血浆。
故结果如此——同为人类科技时代的新人，我们的新人与欧美国家的新人却又是极为不同的。与同属亚裔的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诸国的新人相比较，也顿时就能感觉到极为不同来。即使与同属一宗的香港、台湾之新人相比较，还是会不消一日就会得出极为不同的印象。
我们的新人特中国特色，也可以说是具有“特别特”的新人特征。
一种“被文化”的新人特征。
并且，“被文化”而又浑然不觉，没有多么不适的反应，“被文化”得挺快乐。还每每反过来以为，是快餐文化之消费上帝，于是文化其实从属于自己们。
新人中的新女性，似乎尤其感觉如此。她们消费快餐文化的热忱比男性新青年更洋溢——因为她们既享受着，又常由别人们结账。凡需掏钱夹的快餐文化，起码会有一心取悦于她们的男性新青年买单。
以我的眼来洞察，情形基本是这样的——新人中的新女性，或曰“被文化”的新女性，她们乃是一概之快餐文化的消费主体，而男性新青年，有的与她们文化趣味相投，成为她们的“文化伴侣”；有的虽与她们之文化趣味相左，但为了取悦于她们，不得不充当她们的“文化侍从”。倘一个男性新青年，正追求着一个女性快餐文化的热衷消费者，结果会怎样呢？
无非——他爱屋及乌，也为她自觉异化为一个快餐文化的被动消费者。
或——倘他竟是一个有品质的文化的寻觅者（这样的文化在当下确乎是需要寻觅的，且需“众里寻他千百度”方有缘寻到），定会感到充当快餐文化的一味不变的消费者的文化侍从之郁闷，终于不得不说“拜拜”。
这样的例子是有的。但不多。
在第二种情况下，通常是——他尽量将“侍从”角色充当得令她满意，给予高分，然后用私房钱去进行有品质的文化的消费，十之八九那消费也只不过是买一本有品质的书。
一部有品质的好书问世，国内作者的书也罢，引进的译著也罢，读它的女青年与男青年的人数是差不了太多的。
当年有女青年买了《山坳上的中国》《权力论》这类书送给她所爱的爱读书的男青年。
现在还会有多少女青年买那类书送给她男友呢？——除非那类书是他写论文所必须参考的，或考公务员应该翻翻的。
当年曾有一位姑娘求我买一本书《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位西方记者所著的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纪实类书。她求我买那本书之目的特单纯——与所爱的男友共同了解一个曾与中国类似的国家所发生的类似的革命的真相。
现在，还会为爱人尤其为自己到处寻觅一本值得一读的书籍的新女性越来越少了。
人生苦短，故人生如梦。
人生如梦，所以然，当活出几分清醒。
好书可以化愚。
这样的好书，几乎在任何一家书店里都还是有的。
但被快餐文化所愚的眼是看不到的。
当年，有多少新女性的眼，并未被快餐文化的翳所愚呢？
网络改变了中国女性。
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便也有世界上最多的网民，于是有世界上最多的女性网民。女网民无疑以女青年为主。
网上每有谣言迅播。
谢天谢地，大多数女网民并不会以一时成功地造了一条谣言而觉快哉，更不会有多大成就感。
但某些她们被快餐文化、垃圾文化所翳的眼，寻觅谣言颇有乐趣分明是事实。
她们一般并不推波助澜，只不过默观。默观也势必提高点击率，于是客观上成为围观之众。
当谣言被澄清，若问她们的看法，她们又差不多皆持反感的态度。其后上网，她们的眼首先寻觅的仍是那类吸引眼球的标题。而对于清醒的眼，那类标题并不具有非要点击一下看个究竟的吸引力。
和男性网民一样，绯闻也是她们格外青睐的。其实古今中外，全世界的绯闻一向是内容雷同的。
假如从某一日起，关注绯闻的女网民少了，在网上态度严肃地参与国是民生之讨论的中国女性多了，那么——网络改变女性，就将可喜地进步向女性改变中国的时代了。
网上也往往骂声一片。
更要谢天谢地，女网民一边看一边敲上去的脏话肯定是少的。
我不上网我也深信这一点。
而此点，基于我对于全世界女性之为“女”的人性特征的深信不疑。
毕竟，从古代起，骂脏话不是女性表达态度时的一贯作风。
也基于我对中国教育的起码作用的深信不疑。
试想，20世纪80年代以来，至少从大学毕业了二亿多学子吧？其中女性学子起码占半数啊。
她们是中国女性网民的主体。
若连她们面对电脑上的骂阵，也都迫不及待地敲出污言秽语火上烧油而乐此不疲，那中国还有希望吗？中国的孩子们还有希望吗？那当教师的中国人，还好意思当众承认自己是教师吗？
那中国的小学、中学、大学，岂不该全都放火烧了吗？
故我深信，正由于中国有人数众多的女性网民，网上的骂声才也会同时被一定量的理性的、知识化了的、女性特有的文化语言表达所对冲。
正如这世界往往由浮躁得暴烈了的男性卷起咆哮般的声浪，而女性那时偏偏会本能地用歌声慰藉他们。
普遍的女性，尤其知识女性占了多数的她们，即使浮躁之时，也往往表现得很“女”。
上帝使这个世界上有女人，他老人家是用心良苦的。
但“文革”时除外。
因那时的中国，中国人造出了另一位“上帝”。我在指导我的女研究生写论文时，曾进行过如下对话：
“最近常去图书馆吧？”
“不，几乎每天都上四五个小时的网。”
“上网？难道参考书都在网上？”
“网上浏览起来快捷啊！”
“要爱护眼睛。我认为上网四五个小时，要比看书四五个小时更会使眼睛疲劳。”
“其实，也不是想上那么长时间的网。但往往一上去，下不来了。”
“那倒也不是……”
她不好意思了。
我也明白了——往往一上去就下不来了，盖因网上吸引眼球的内容太多了。
虽然，快餐文化的时代是由美国敲响锣揭牌的，欧美各国的电影节，也一向由本国女性的参与来烘托人气。但近三十年，由于电影越来越少文化元素、人文关怀，越来越商业化、泛娱乐化，各电影节的人气越来越小了，气氛越来越冷清了，女性身影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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