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中国人_梁晓声【完结】(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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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哥哥却生气极了,他往往这么谴责我:你为什么要逃学呢?为什么不爱学习呢?上学对于你就是那么不喜欢的事吗?你看你使妈妈多难堪,多难过!你是不对的!还说谎,会给弟弟妹妹们什么影响?!明天我请假,陪你去上学!

  却往往的,陪我去上学的是母亲。母亲不愿哥哥因为陪我去上学而耽误他的课。

  哥哥谴责我时,我并不分辩。我内心里有多种理由,但那不是几句话就自我辩护得明白的。那会儿,我是恨过我的哥哥的。他一贯以学校为家,以学习为“唯此为大”之事。对于家事,却所知甚少。以他那样一名诸荣加身的优秀学生看来,我这样一个弟弟简直是不可理喻的,也是一个令他蒙羞的弟弟。在我的整个小学时期,我是同学们经常羞辱的“逃学鬼”,在哥哥眼中是一个令他失望的、想喜欢也喜欢不起来的弟弟。

  1962年,我家搬了一次家。饥饿的年头还没过去,我们竟一个也没饿死,几乎算是奇迹。而哥哥对于我和弟弟妹妹,只不过意味着有一个哥哥。他在家也只不过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那一年我该考中学了,哥哥将要考大学了。

  6月,父亲回来探家了。那一年父亲明显地老了,而且特别瘦,两腮都塌陷了。他快50岁了,为了这个家,每天仍要挑挑抬抬的。他竟没在饥饿的年代饿倒累垮,想来也算是我家的幸事了。

  一天,屋里只有父亲、母亲和哥哥在的时候,父亲忧郁地说:我快干不动了,孩子们一个个全都上学了,花销比以前大多了,我的工资却十几年来一分钱没涨,往后怎么办呢?

  母亲说:你也别太犯愁,那么多年苦日子都熬过来了,再熬几年就熬出头了。

  父亲说:你这么说是怪容易的,实际上你不是也熬得太难了吗?我看,千万别鼓励老大考大学了,让他高中一毕业就找工作吧!

  母亲说:也不是我非鼓励他考大学,他的老师、同学和校领导都来家里做过我的工作,希望我支持他考大学……

  父亲又对哥哥说:老大,你要为家庭也为弟弟妹妹们做出牺牲!

  哥哥却说:爸,我想过了,将来上大学的几年,争取做到不必您给我寄钱。

  父亲火了,大声嚷嚷:你究竟还是不是我儿子?!难道我在这件事上就一点儿也做不了主了吗?!

  他们都以为我不在家,其实我只不过趴在外屋小炕上看小说呢。那一时刻,我的同情是倾向于父亲一边的。

  在父亲的压力之下,哥哥被迫停止了高考复习,托邻居的一种关系,到菜市场去帮着卖菜。

  又有一天,哥哥傍晚时回到家里,将他一整天卖菜挣到的两角几分钱交给母亲后,哭了。那一时刻,我的同情又倾向于哥哥了。

  他的同学和老师都认为,他天生似乎是可以考上北大或清华的学生。

  我也特别地怜悯母亲,要求她在父亲和哥哥之间立场坚定地反对哪一方,对于她都未免太难了。

  是我和哥哥一道将父亲送上返回四川的列车的。

  父亲从车窗探出头对哥哥说:老大,我该说的都说了,你自己再三考虑吧!

  父亲流泪了。

  哥哥也流泪了。

  列车就在那时开动了。

  等列车开远,我对哥哥说:“哥,我恨你!”

  依我想来,哥哥即使非要考大学不可,那也应该暂且对父亲说句谎话,以使父亲能心情舒畅一点儿地离家上路。可他居然不。

  多年以后,我理解哥哥了。母亲是将他作为一个“理想之子”来终日教诲的,说谎骗人在他看来是极为可耻的,那怎么还能用谎话骗自己的父亲呢?

  哥哥没再去卖菜,也没重新开始备考。他病了,嗓子肿得说不出话,躺了三天。同学来了,老师来了,邻居来了,甚至街道干部也来了,所有的人都认为父亲目光短浅,不要听父亲的。连他的中学老师也来了,还带来了退烧消炎的药。居然有那么多的人关心我的哥哥,以至于当年使我心生出了几分嫉妒。直至那时,我在街坊四邻和老师同学眼中,仍是一个太不让家长省心的孩子。

  哥哥考上了唐山铁道学院——他是为母亲考那所学院的。哈尔滨当年有不少老俄国时期留下的漂亮的铁路员工房。母亲认为,只要哥哥以后成了铁道工程师,我家也会住上那种漂亮的铁路房。

  父亲给家里写了一封有一半错字的亲笔信,以严厉到不能再严厉的词句责骂哥哥。

  哥哥带着对父亲对家庭对弟弟妹妹的深深的内疚踏上了开往唐山的列车。

  我上的中学,恰是哥哥的母校。不久全校的老师几乎都认得我了。有的老师甚至在课堂上问:“谁是梁绍先的弟弟?”——哥哥虽然考上的不是清华、北大,但他是在发着烧的情况之下去考的呀!而且他放弃了几所保送大学,而且他是为了遵从母命才考唐山铁道学院的!1962年,在哈尔滨市,底层人家出一名大学生,是具有童话色彩的事情。这样的一个家庭,全家人都是受尊敬的。

  我这名初中生的虚荣心在当年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我开始以哥哥为荣,我也暗自发誓要好好学习了。第一个学期几科全考下来,平均成绩九十几分,我对自己满怀信心。

  饥饿像一只大手,依然攥紧着大多数中国人的胃,从草根草籽到树皮树叶,底层中国人几乎将一切能吃的东西都吃遍了,吃光了,并尝试吃许多自认为可以吃的,以前没吃过不敢吃的东西。父亲在大西北挨饿,哥哥在大学里挨饿,母亲和我们在家里挨饿。哥哥居然还不算学校里家庭生活最困难的学生,他每月仅领到9元钱的助学金。他又成了大学里的学生会干部,故须带头减少口粮定量,据说是为了支援亚非拉人民闹革命。父亲不与哥哥通信,不给他寄钱,也挤不出钱来给他寄。哥哥终于也开始撒谎了——他写信告诉家里,不必为他担什么心,说父亲每月寄给他10元钱。那么,他岂不是每月就有19元的生活费了么?这在当年是挺高的生活费标准了,于是母亲真的放心了,并因父亲终于肯宽恕哥哥上大学的“罪过”而感动。哥哥还在信中说他投稿也能挣到稿费。其实他投稿无数,只不过挣到了一次稿费,后来听哥哥亲口说才3元……

  哥哥第一个假期没探家,来信说是要带头留在学校勤工俭学。第二个假期也没探家,说是为了等到父亲也有了假期,与父亲同时探家。而实际上,他是因为没钱买车票才探不成家。

  哥哥上大学的第二个学年开始不久,家里收到了一封学校发来的电报——“梁绍先患精神病,近日将由老师护送回家”。电文是我念给母亲听的。

  母亲呆了,我也呆了。

  邻居家的叔叔婶婶们都到我家来了,传看着电报,陪母亲研究着,讨论着——精神病与疯了是一个意思,抑或不是?好心的邻居们都说肯定还是有些区别的。我从旁听着,看出邻居们是出于安慰。我的常识告诉我,那完全是一个意思,但是我不忍对母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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