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母亲就自己也每月买两盒,每天吸几支。
我曾问母亲吸烟有什么好,母亲叹口气说:“止心慌。”
当年许多人心慌不是由于心脏病,而是由于饿。“止心慌”,其实是为了“止饿”。母亲不愿实说罢。
科级以上干部当年又叫“糖豆干部”,因为每月可比普通百姓优待半斤白糖、半斤黄豆。
南方的和北方的,不同城市的人们聚在一起,免不了相互询问——你们那儿每月供应几两糖?几两豆油?几斤细粮?
粮店里供应的粮食,经常是发霉的、生虫的,分明是粮库里清扫出来的库底粮。
城市人口中,对男劳动力的最高定量是三十六斤半(搬运工、伐木工、煤矿工享此优待)。
一般工人三十二斤。
脑力劳动者三十斤。
家庭妇女们和中学生、高中生们是一样的定量——二十八斤半。
后来,在哈尔滨市,粮食不能保证定量供应了,每人每月减少三斤粮食,以霉质的地瓜干等量代之。
连霉质的地瓜干都作为城市人的口粮供应了,足见已将农民的口粮收缴到了什么程度。
许多学生腹中空空地上学,许多学校因而取消了课间操。学生和教师饿昏在课堂上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男工人和女工人饿昏在车间里的事也是经常发生的,由此导致的伤亡事故频频。
素称“鱼米之乡”的江浙一带的农民,大批大批迁往山区,因为在当时,山区农民征粮指标低些。
“天府之国”的农民大批大批地逃亡外省寻求活路。
陕甘宁的农民大批大批地“闯中原”或“走西口”。
……
事实上,从一九五八年起,饥饿在有些省份就蔓延了,也并未能全国齐刷刷地结束于一九六三年底。在有的省份,直至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年才略见缓解,而一九六六年中期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那些年,全中国直接饿死或间接死于饥饿、营养不良、野菜中毒的人数,想必是难以统计确凿的,比“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总数可能要多。当然,主要是连起码口粮定量都丧失了的农村人口。
那些年,城市里的许多中年母亲们迅速地白头了,明显地苍老了。
作为妻子,她们必得保障丈夫们不至于被饿倒。丈夫们一饿倒,家庭也就没了基本收入。作为母亲,她们必得保障儿女们维持在半饥半饱的状态,因这是她们的起码责任。如果还有公婆,如果她是个孝顺媳妇,岂忍看着老人挨饿?
但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口粮都是定量的。巧妇难做无米炊,她们往往也只有自己吃得比定量更少。
倘有丰富的副食,以上定量并不至于使人挨饿。但那些年里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副食,连蔬菜也是按票证供应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前几年,中国城市里的绝大多数母亲们亦即中年母亲们,总体值得评说的乃是母性的毅忍和毫不顾惜自身的家庭责任感。如果她们自己不吃饭也能将就着活,她们中许多人肯定会根本一口饭都不吃;如果她们身上的肉割下一块来半个月就会长合,她们中许多人肯定会每隔半月就从身上割下一块肉来给全家人炖汤。除以上两点,实难再由她们评说出什么折射时代精神的风貌特征了。
那么在咄咄逼人的饥饿年代里,她们身上还能显示出别种的女性异彩么?
那些年参加工作了的大姑娘,大多数比较自觉地推迟婚龄。一是由于结婚成了很不现实之事,大多数小伙子那些年没心思结婚。整天饿得心慌眼花的,哪儿有结婚的心思呢?念头一闪,便自行地打消了。而小伙子们的消极,正中大姑娘们下怀。其实她们都不愿在艰苦岁月里嫁出门去。一嫁出门,工资也就带走了。她们微薄的工资,对于她们的家越发显得重要了。毕竟,在黑市上,花高价还是有可能买到粮食或粮票的。她们的工资也等于十几斤粮食啊!一个家庭每月多十几斤粮食、少十几斤粮食,区别是很大的。何况,因为她们参加了工作,每月口粮比母亲高三斤半,比小弟弟小妹妹高六七斤甚至十来斤,自己每顿少吃,家人不是可以多吃几口么?
那些年,是中国城市结婚率最低的几年。二十四五岁了仍不考虑婚事的大姑娘多了,不足为奇。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至中期相比,她们是接近老姑娘了。饥饿比宣传号召起了更大的晚婚作用。
但在农村里恰恰相反。
为了拯救家庭,大姑娘或者甘愿牺牲自卖自身,或被无奈的父母暗卖。因为她们没有工资,土地荒芜,工分也没了意义,只有自身还能换点儿吃的。又加上中国农民传统的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仍十分严重,卖了女儿,起码家里少了一口“白吃”。保命的重点,是倾斜于儿子的。当然,也有父母,愿望是好的,考虑得极为现实——女儿让一个男人领走,只要他能养活她一条命,总比饿死在家里强。大姑娘白白被人领走了,接着,二姑娘、三姑娘也眼睁睁地被人领走。只有儿子,要死,也得和自己死在一起。因为只要留住儿子,只要儿子不死,就有能传宗接代那一天。
我曾在一篇报告文学中记述过一位叫张劭的男人。他年轻时留美留英,获得过美国的医学博士和英国皇家医学院终生院士的殊荣。他归国后,一九五四年因受不公正对待,被判刑。刑满回了河南原籍某农村。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间,他“嫁”走了三个女儿。当然不是卖,当地农村也没人买。有男人肯以娶妻的名义领走就不错了。三女儿被领走时刚十五岁。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十五岁当属少女。
城市里的少女们、半大姑娘们,亦即初中生、高中生们,比起农村的少女们、半大姑娘们来,落不到那么悲惨的命运,似乎该算是苦难岁月中的幸运。
但她们中的许多,在身体正发育着的年龄,由于极度的营养缺乏而终止了发育。如果将今天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三年的初一、初二学生混编在一起,并且都来一个向后转,那么可能较难分出哪些是今天的小学六年级生,哪些是从前的初一、初二学生。如果将六十年代前三年的高中生与今天的初中生混编在一起,那么会比较明显地看出,后者发育的良好程度远胜前者。良好中的忧虑,倒是营养过剩现象。
许多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初中生、高中生,身体发育在不该终止的年龄终止以后,就永远地矮小了。排除个别遗传因素,共同的原因是三年饥饿。
一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城市女性人口的年龄比例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过去是家庭妇女多,后来是学生多。过去,街头巷尾发生件什么事,哪怕仅仅是出现了个卖彩线的小贩,满街急匆匆聚去的全是中青年母亲们的身影。后来,如果正巧是学生们放学的时候,被吸引的往往是许多女学生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被母亲们经常抱在怀里或经常左手牵着、右手扯着的女孩儿们转眼间长大了、上学了,并且,在她们长大着的过程中,母亲们又为她们生出了小弟弟小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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