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历史在民间_梁晓声【完结】(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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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某某的大红人揪出来,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当年的工厂里,此类标语比比皆是。

  若那“大红人”还是女人,若那女人还被揭发与男上司发生过性的关系,则她的下场将十分可悲,而她的男上司不但会陷于四面楚歌之境,还几乎丝毫也不能引起同情,只能受到女工们的唾弃和鄙视。

  当年,女工们最为憎恶之事,莫过于其他女人靠姿色巴结男上司,并以肉体相悦达到个人目的。

  她们对于那样的女人,往往也会极尽凌辱。

  她们的“造反有理”,单就具体的人和事而言,有时也有正当的一面。但置于“文革”的大背景来看,又无疑是对一场危害深重的政治劫难的推波助澜。但是她们当年都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觉悟。经历了“文革”的人,只能在“文革”后期才渐萌这样的反省。

  “文革”前,政治在中国,像在其他一切国家一样,主要是男人们的事。

  “文革”却怂恿女性在政治中大显身手。女性生逢其时,一旦受政治的重用,自然也会尝到甜头,自命不凡、趾高气扬起来。

  比如一名普普通通的女工,仅仅因其“造反”积极,便被抽调到什么“专案组”,有权审讯某些从前对于她高高在上的男人,或者他们的女性“大红人”。而她白纸黑字落下的结论,决定对方有一线重新做人的机会还是完全没有只能永远是“鬼”,那么该女工的心理感觉难道竟会是不好的么?

  又比如她因搞“专案”有功,更加受重用,被“结合”进某级“革委会”做委员,从此与某些具有新权威的男人平起平坐,她难道会觉得她的“革命”不值得么?

  再比如她居然出入有车代步了,搬进了“走资派”家的大房子住,开始有人毕恭毕敬地向她请示什么事了,开始批阅文件了,开始有秘书了,一家人跟着风光了,子女的家庭成分也因自己身份的变化而由工人改填为“革命干部”了,她会认为“文革”是错误的、是一场闹剧么?她会容忍别人否定“文革”甚至反对“文革”么?她当然掷地有声地发誓,谁企图否定“文革”、企图反对“文革”,便是她不共戴天的仇敌,并且不是说说而已。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政治几乎成了一切人追求人生变化的唯一途径,那么几乎一切男人女人最初都会从心理上应和这一种政治,投机这一种政治。也会从中学生、高中生的年龄起,向大人们学习种种取悦这一种政治的不良经验。甚至,肯定会污染孩子们纯洁的思想意识。

  “文革”中,孩子们之间,孩子们对大人们的“揭发”行径、“告密”行径,以及利用政治罪名进行伤害甚至陷害的行径,于今想来,真是令人觉得既丑陋又可悲。

  “文革”中靠投机政治发迹的某些女性,对“革命”对象毫无怜悯的冷酷程度,以及将别人“打入十八层地狱”而后快的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每令男人感到她们简直不是女人,怀疑她们的心肠是铁是石。

  但绝大多数“文革”中的女工“造反”了一阵子,为自己从前所受的不公平对待讨到了一点儿舆论上的公平,也就不再两眼整天紧盯着“走资派”的一举一动了。后来,她们竟渐渐地对某些“走资派”心生同情起来。她们会暗中道歉,并不是怕“走资派”重新上台报复自己,而纯粹是感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该是女人的所作所为。“女人”二字,对她们的言行的约束力,被政治解除了一个时期,又被她们不愿彻底丢失地找回来了。没有暗中道歉过的,也心中长期地忏悔。

  工人的派性,导致当年工人之间日深的情感对立和严重的相互伤害。许多女工和女工之间,女工和男工之间,一辈子视同陌路之人,老死不相往来。许多同学关系,师徒关系,从小在一起长大的伙伴关系,从此决裂,甚至反目成仇。

  这一种情况,当年甚至引起了指挥“文革”的毛泽东的重视和忧虑,因而发表“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毛泽东说得对。但是既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又究竟为什么会冲突得有你无我、有我无你、势不两立呢?

  从政治上解释,同样会陷于越解释越糊涂的尴尬之境。

  其实,说来也十分简单,派性的形成,好比今天球迷们的聚众“啦啦”。你为某队的胜而欢呼,他为某队的败而哭泣,个中既无利害冲突,亦无大道理可言。归根结底,球员进球或失球,他得了奖金并不分给球迷,他失了奖金球迷也无须掏自己的钱安慰他。无非这一个球队代表我省,那一个球队代表他省;我喜欢的球员在此球队,而我恨铁不成钢或者看着不顺眼的球员在彼球队,如此而已,仅此而已。最值得一说的,无非就是还有多少显得病态点的附庸荣誉感在心理上作祟。

  当年工人之间的派性也是这样。无非这一批觉得这个干部是“革命”的,应该“结合”,而那一批觉得那个干部才是“革命”的,才应该“结合”。这一批认为,曾被我们打倒的干部,岂容再被“结合”?那不是意味着我们打倒他或她完全错了么?而那一批认为,被你们拥护的干部怎么会是“革命”的?在我们眼里,你们是“铁杆保皇派”嘛!或者,“革委会”中怎么只有我们这派的一两位头儿,而有你们那派的三四个头儿?你们不等于多摘了“革命”的桃子么?……

  横竖不过便是这么些事儿。只关系到干部或是头儿的切身利益,然而工人们在那里激烈冲突,乃非常时代的不正常的派系政治荣誉在心理上作祟。

  我所看好的球队顶棒,比赛失利了我也沮丧。

  我所参加的组织最“革命”,在“革委会”中没席位或席位少我不高兴。

  如果都去进行心理咨询,结论都是一样的,可谓之“盲目追随型心理强迫症”。

  正如当年黑龙江省的许多工人参与打倒了省长李范伍,上台的“革委会”主任潘复生只在毛主席那儿有意义,在任何一批工人、学生那儿均毫无意义。

  那一种不正常的政治心理,自然会发展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无条件地拥护我这一派之拥护,无条件地反对我这一派之反对。

  不为别的,与利害无关,仅为证明自己拥护得对,反对得正确。

  当年,我拥护的是“八八团”,以哈军工“红卫兵”为核心的全省最大“保皇派”组织,反对“统统打倒”,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

  后来“八八团”被“中央文革小组”勒令解散。

  我哭了一通。

  再后来“八八团”干脆也奉行“统统打倒”,另擎大旗,变成了“炮轰派”。连毛主席、党中央批准成立的“省革命委员会”也照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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