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冠五在北京、在全国冶金系统是个鼎鼎大名的人物，曾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央候补委员。自从一九九三年邓小平去首钢巡视了一次以后，他又似乎是一个有着硬邦邦背景的人物了。亦即老百姓所说的“通天”人物了。其实那也算不得什么非同小可的巡视，不过就是走走，看看，说了些话而已，却被某些人存心、某些人无意地传播得神秘兮兮的，沸沸扬扬的，在当年的中国，仿佛成了一件莫测高深的大事。
巡视的结果，据说是使我们的一位副总理，不得不被动之极地亲率十来位部长，也在邓小平巡视后去首钢“现场办公”，对周冠五直言相问：“那么你对中央还有些什么特殊要求？只管开口提吧！”
——我的首钢的朋友们是这么告诉我的。
于是周冠五既不但“通天”，而且似乎就要改姓了似的。
周北方那时已是首钢的什么对外贸易公司的总经理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总揽首钢对外贸易的完全的实权，也是首钢的一大块最重要的权力。能够直接“领导”他的那唯一的人，正是他的父亲周冠五。恰如大邱庄的禹作敏才有资格“领导”自己的也当什么总经理的儿子一样。
周北方当年也曾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即世人统称为“北大荒知青”中的一个。我不太清楚他在北大荒究竟待了几年，我认识他是在知青返城以后，具体说来，是在一九八九年。
那一年，北京当年的北大荒知青们发起了一次“北大荒知青十年回顾展”。我是组委会成员之一，周北方也是。搞“回顾展”，当然需要资金。资金要靠向社会各方面拉赞助。我至今并不清楚当年究竟拉了多少赞助。我在这方面毫无能力。我只参与形式和内容的审定与策划，绝大部分解说词是我写的，而北方的贡献则大概在拉赞助方面。当然也非是他个人赞助，他当时已是首钢某公司的副总经理了，已经可以个人做主批一笔赞助款项了。
北大荒知青们因为当年精神上担负着“屯垦戍边”的使命，而且按军队建制组编，故彼此视为“战友”。不管当年认识的不认识的，间隔着团或间隔着师的，都特别看重当年的一份“战友情”——便是那种常被世人羡慕也常遭世人冷嘲热讽的“知青情结”。
当年，组委会中不止一人对我说过类似的话：“北方很够意思。一听要搞‘回顾展’，二话没讲，爽爽快快地就答应了。而且表示，只要有用得着他的方面，只要他不十分为难的事，绝不推诿。”
故在我还没见到他之前，已受着“战友”们的影响，对他颇怀好感了。
“回顾展”结束以后，我终于在组委会的一次答谢活动中见到了他。高高的个子，身材魁梧，相貌堂堂。他似乎是个不善言谈的男人，而我在那种场合也往往话不多，我们之间没单独交谈什么。
答谢自然少不了吃饭。饭桌上，有人一再悄悄建议我郑重其事地说几句。我想，我说什么呢？非要说，无非就是再重复别人已说过多次的对赞助者衷心表示感激的话，也的确是心里想说的话。经济是基础，没钱办不成“回顾展”。
我正打算说，不料北方却先于我站了起来，擎着杯对我开口道：“晓声，刚才咱们已全体干了几杯了，这一杯我单敬你——你以前的几篇反映咱们北大荒知青生活和返城经历的小说我几乎都看过。但我也老老实实承认，近年来很少看小说了。忙，顾不上看了。我对你有个希望，我想也能代表在座的大家，以及不在座的我们更多的战友，这希望就是——再为咱们北大荒知青多写几部好作品！别光写咱们当年被发配那一段生活，再写写咱们今天龙腾云虎生风、大有作为、前途不可限量的一批！这一批是咱们北大荒知青的骄傲！”
于是众人鼓掌。
于是他一饮而尽。
我只能舍命陪君子，也一饮而尽。
那是他在答谢活动中说得最多的一段话。落座后不久，他因公务缠身先走了。
而我打算对他说的感激的话，因为那一杯酒的迷晕作用，在他走前竟没对他说成。
我当时觉得他对我说的话还是很中肯的，非是虚心与周旋之语，现在也这么认为。这倒不因他对我似乎另眼相看，而因他的坦率。比如他说“近年来很少看小说了。忙，顾不上看了”，若换一个说起话来预先在心里掂量再三的“战友”，当着我这个以写小说为职业的人，定会省略了不说。
于是我对他的好感又增加了几分。
不久他设宴回谢我们一干人等。由于他是主人，由于是在首钢地盘内的一家宾馆，他的话比上一次多了，酒也喝得主动了。初识那种拘谨荡然无存，渐渐在言谈举止方面，他有意无意地显出了一个“前途不可限量”者的无比自信和踌躇满志，但绝没有到得意忘形的地步。也许别的“战友”们并未看出来，只不过因为我是写小说的，对人的观察太细致、太敏感罢了，却没有破坏我对他的好印象。
我一向认为，若一个人有某种自信的资本，踌躇满志是理所当然的。
那时我只视他是我的一个幸运地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转机的“战友”，并不将他和他的父亲连在一起看待。
周冠五是怎样的一个人物我并不感兴趣。
周冠五在首钢再怎么的“一句顶一万句”，再怎么的一跺脚全首钢都颤，也是既抬举不到我头上，也奈何不了我一丝一毫的。
何况，当时我也只不过从别的“战友”们的口中，片片断断地了解到北方的父亲是一个“特权人物”，以及如何厚爱北方这个儿子罢了。
那一次我们之间也没多聊什么。
大约三个月以后，他的一位秘书给我打来电话，说北方希望见我一次。我问什么事，答曰不清楚。
于是我们在一天下午见了。
是他到我家来。我在街口迎他。他坐的是一辆很高级、很气派的大轿车，我对轿车的级别所知等于零，仅能看出那是一辆外国名车——当时的中国造不出那么高级、那么气派的大轿车。
他开门见山地和我谈两件事——第一，希望我调到首钢去。更准确地说，是希望我调到他名下去。
这太出乎我意料了。
我怔了半晌，讷讷地说，我是作家，调去了能做什么呢？
他说——晓声，其实也不需要你具体做什么，平时等于将你闲养起来。需要的时候，你为首钢动动你的脑，动动你的笔就行了。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关系吧。不过我可不是仅仅将你当“兵”养，而是当“将”养。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只要不过分，包在我身上……
我暗想，那么一来，我不是成了“幕僚”了吗？
依我的常识，古今中外，凡甘为“幕僚”的人，几乎无有好下场者。何况，做“幕僚”，得有起码的资格。我只会写小说，除了这“一技之长”，其他方面几近于废人，自忖毫无充当“幕僚”的任何资格。但北方他当面坐着，真挚而又虔诚，使我不忍坚拒，只好施以缓兵之计，说容我慎重考虑再做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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