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今天的少女之间，是否还存在着那么样一种不是姐妹胜似姐妹的友情，那真是一种醇香如亲情的友情呢。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少女之间的此种友情，验证了一条人性的逻辑——对于心灵而言，有空旷，就有本能的填补，无好坏之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现象过于单调，因而世风相对较为淳朴。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少女，往她们空旷净静的心怀里填补的大抵是淳朴。
当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也发生了冲击性极其猛烈的大事件，比如“反右”。但她们距这大事件甚远，不太能感受到它的猛烈性。只有父母受到危害的她们，才体会到祸殃自身的悲苦……
打扮一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少女是极其简单的——一尺红或绿的毛线头绳儿，一件布拉吉（连衣裙），一双黑布鞋，足够了。只要布拉吉和黑布鞋是洗过了才穿上的，即使旧，也还是能使她们变得清清爽爽，灵灵秀秀的。有双白袜子穿更好，没有，也好。总之，当年那一种简朴到极点的少女的美，真是美极了，美极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少女，与今天的少女们相比较最主要的差别是——那一种心灵的自在，那一种心理的自然，那一种心事的简单，以及那一种日常心情的澄明透澈。她们并不太受普遍之清贫的影响。好比农人漫不经心地撒在土质不良的土地上的种子，竟也一片片长出秧苗，但是株茎细瘦，大多数难结饱满的穗。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学毕业以后，她们就被视为名副其实的大姑娘了。在早婚的年代，女性的少女期是短暂的，短暂得几乎可以说稍纵即逝。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仍是早婚的年代。到了十八九岁，无论工作与否，如果自己不急于考虑婚事，父母们也会按捺不住地张罗着为她们东找婆家西找婆家。倘二十三岁以后还没嫁出去，那么就将被视为老姑娘了。而一个家庭若有一个老姑娘，那么父母愁死了，唯恐她被剩在家里。所以大姑娘也意味着一段短暂的年华。从结婚那天起就是小媳妇了。从大姑娘到小媳妇，短则三四年，长则五六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二十来岁的小媳妇，即使在城市也比比皆是。
所幸她们对工作并不怎么挑拣，一般是份工作便高高兴兴地去上班。工资是全国平等的。脑体之间基本无差别，机关与行业之间基本无差别，行业与行业之间基本无差别，男女之间基本无差别。在此种种基本无差别的前提之下，对工作条件、工作环境、工作性质不满意的她们，虽也羡慕这些方面比她们幸运的别人，但一般不至于羡慕到怨天尤人、自暴自弃的程度。
上班的她们，普遍还买不起自行车。如果单位远，她们每天需六点多钟就离家。从居民区走到有马路的地方，才能挤上公共汽车。为了不迟到，她们常将工作服穿回家，第二天穿着工作服离家。那样就省下在厂里换工作服的时间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青年女性因有工作而自豪，所以穿工作服走在路上觉得挺神气。如果那工作体面，那厂是大厂，有名，则她们穿着工作服走在路上，不仅觉得神气，简直还往往觉得美气。她们穿那样的工作服，能吸引较高的回头率。向她们投以热烈目光的，当然都是小伙子。
她们中当护士的，无论冬夏，常喜欢将雪白的护士帽戴在头上。医院是被刮目相看的行业，戴了雪白护士帽的她们，自然也被刮目相看。那时她们就尤其显出大姑娘的矜持来。
餐饮行业也戴白帽子，与护士在医院里戴的白帽子区别不大。故有在小饭馆工作的她们，也戴了白帽子招摇过市，内心里乐于被路人看成大医院的护士，所谓“过把瘾”（但不死）。
当年有小伙子冲着一顶白帽子而苦苦追求小饭馆服务员的事，成了相声、小品和小说、戏剧中的喜剧情节。
她们上班时，邻家没有长大的女儿的母亲一出门碰上了她们，投在她们身上的目光是很复杂、很微妙的。那一种目光告诉她们，母亲心里在想——盼到哪一天自己的女儿也开始上班挣钱呢？她们每月十八元、二十几元的工资，对一个平民之家的经济补充非同小可。那时她们嘴上礼貌地问着好，内心里体会到极大的优越感。
如果是星期六，她们也会在厂里换下工作服回家。倘还是夏季，她们往往穿一件布拉吉。因为她们自己最清楚，布拉吉尤能显示出她们成熟又苗条的大姑娘的美好身段。也因为她们明白，一旦做了小媳妇，再穿布拉吉的机会便少了。小媳妇们一般是不公开穿布拉吉的。
于是许多母亲的目光，都会追随她们的身影久望，互相询问她们是哪条街上、哪个院里、哪一户人家的大姑娘。如果她的容貌比较漂亮，那么她的家便出名了。
女人们每每会情不自禁地这么说：“瞧人家那大姑娘长得喜人劲儿的！”出落得标致的大姑娘，仿佛是她家的“名牌”，是父母共同拥有的“专利”。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她们并不特别具有“商品”的属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没有“大款”及“富豪”，故她们自己的头脑中，绝然不会产生通过“傍”或“嫁”而成贵妇的念头。她们的父母一般也不太会有指望经由她们的“流通”而改换门庭的不切实际的心思。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父母不像现在的某些父母那么开通，如果她给自己找的丈夫和她父亲的年龄差不多，不管是不是真爱，不管那男人是处长还是局长，家人都会觉得是奇耻大辱而闹得天翻地覆。
小时候我家前一条街上，有个标致的二十一岁的大姑娘，死活要嫁给一位死了老伴的五十二岁的商业局副局长，结果是她没死，她母亲死了。在一辆“上海”牌儿小汽车兴师动众地来娶她时，她母亲喝了药臭虫的“敌敌畏”。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父母，尤其工人家庭的父母，一般认为自己的女婿年轻、健康、英俊、人品好就是女儿的福，当然也是自己的福。健康和人品好是首先，其次是英俊不英俊。至于是工人还是小干部，那倒无所谓。当然，如果前四条达标，居然还是位小科长，父母也会替女儿高兴得心花怒放。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关于婚姻的某些新观念具有着强大的说教力，并且深受人们的普遍拥护。某些旧思维或被冲击垮了，或被人们觉悟到是一种丑陋，自觉地抛弃，甚至自觉地抵制。父母将女儿待价而沽或女儿将自己待价而沽，一个家庭的名声也许就完了。共和国的新工人阶层没有财富，家庭名声是他们唯一重要的“不动产”。几千年来的旧意识本非他们自愿的意识。所以他们的头脑虽简单，却很适合往里装新意识。头脑里装进了新意识的他们，是绝不容许自己的女儿拿家庭名声开玩笑的。
大姑娘们下班一回到家里，放下饭盒就帮母亲们做这做那。她们一般不会因自己也是挣工资的人了便在家里摆什么资格，要求什么特殊的待遇。她们明白，自己生活在家里的日子不会太久了。这使她们比从前更体恤永远操劳着的母亲们了。回想自己是小姑娘、是少女时，竟不怎么懂得体恤母亲替家庭分忧，她们每每心生愧疚。同时心生对她们的家的眷眷依恋，虽然它可能很清贫，很拥挤，很杂乱。那一种眷眷依恋又每使她们的心情特别惆怅。大姑娘们这时望着生出白发的母亲的目光，是非常之温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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