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今天还在昨天_梁晓声【完结】(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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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妻子第二次怀孕,我郑重地声明:三十五岁之前决不做父亲。她不但委屈而且愤怒了,我们大吵一架——结果是我妥协了。

  儿子还没出生,我早说了无穷无尽的抱怨话。倘他在母腹中就知道,说不定会不想出生了。妻临产的那些日子,我们都惴惴不安,日夜紧张。

  那时,妻总在半夜三更觉得要生了。已记不清我们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也记不清半夜三更,我搀扶着她去了几次医院。马路上不见人影,从北影到积水潭医院,一往一返慢慢地小小心心地走,大约三小时。

  每次医生都说:“来早了,回家等着吧!”

  妻子哭,我急,一块儿哀求。哀求也没用。

  始终是那么一句话——“回家等着,没床位。”

  有一夜,妻看上去很痛苦,但她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她大概因为自己老没个准儿,觉得一次次地折腾我,有点儿对不住我。可我看出的确是“刻不容缓”了——妻已不能走。我用自行车将她推到医院。

  医生又训斥我:“怎么这时候才来?你以为这是出门旅行,提前五分钟登上火车就行呀!”

  反正你要当父亲了,当然是没理可讲的事了。

  总算妻子生产顺利,一个胖墩墩的儿子出世了。

  而我是半点儿喜悦也没有的,只感到舒了口气,卸下了一种重负。好比一个人的头被按在水盆里,连呛几口之后,终于抬了起来……

  儿子一回家,便被移交给一位老阿姨了。我和妻住办公室。一转眼就是两年。两年中我没怎么照看过儿子。待他会叫“爸爸”后,我也发自内心地喜爱过他,时时逗他玩一阵。但是从所谓潜意识来讲是很自私的——为着解闷儿。心里总是有种积怨,因为他的出生,使我有家不能归,不得不栖息在办公室。

  夏天,我们住的那幢筒子楼,周围环境肮脏。一到晚上,蚊子多得不得了。点蚊香,喷药,也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蚊子似乎对蚊香和蚊药有了很强的抵抗力。

  有天早晨我回家吃早饭,老阿姨说:“几次叫你买蚊帐,你总拖,你看孩子被叮成什么样了?你真就那么忙?”

  我俯身看儿子,见儿子遍身被叮起至少三四十个包,脸肿着。可他还冲我笑,叫“爸……”我正赶写一篇小说,突然我认识到自己太自私了。我抱起儿子落泪了……

  当天我去买了一顶五十多元的尼龙蚊帐。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修晓林初次到我家,没找到我。又到了办公室,才见着我。我挺兴奋地和他谈起我正在构思的一篇小说,他打断我说:“你放下笔,先回家看看你儿子吧,他发高烧呢!”

  我一愣,这才想起——我已在办公室废寝忘食地写了两天。两天内吃妻子送来的饭,没回过家门——

  从这些方面讲,我真不是一位好父亲。如今儿子已经五岁了。我也已经三十九岁半了。人们都说儿子是个好儿子。许多人非常喜欢他。我的生活中,已不能没有他了。我欠儿子的责任和义务太多。至今我觉得对儿子很内疚。我觉得我太自私。但正是在那一两年内,我艰难地一步步地向文坛迈进。对儿子的责任和自己的责任,于我,当年确是难以两全之事。

  儿子爱画画,我从未指导过他。尽管我也曾爱画画,指导一个五岁多的孩子,那点儿基础还是够用的。

  儿子爱下象棋。我给他买了一副象棋,却难得认真陪他“杀一盘”。他常常哀求:“爸爸,和我杀一盘行不行啊?”结果他养成了自己和自己下象棋的习惯。

  记得我有一次到幼儿园去接儿子,阿姨对我说:“你还是作家呢,你儿子连‘一’都写不直,回家好好下功夫辅导他吧!”

  从那以后,我总算对儿子的作业较为关心。但要辅导他每天写完幼儿园的两页作业,差不多也得占去晚上的两个小时。而我尤视晚上的时间更为宝贵——白天难得安静,读书写作,全指望晚上的时间。

  儿子曾有段时间不愿去幼儿园。每天早晨撒娇耍赖,哭哭啼啼,想留在家里。我终于弄明白,原来他不敢在幼儿园做早操。他太自卑,太难为情。以为他的动作,定是极古怪的,定会引起哄笑。

  我便答应他,做早操时,到幼儿园去看他。我说话算话。他在院内做操,我在院外做操。有了我的奉陪,他的胆量壮了。

  事后我问他:“如果你连当众伸伸胳膊踢踢腿都不敢,将来你还敢干什么?比如看见一个小偷在公共汽车上扒人家腰包,你敢抓住他的手腕吗?”

  他沉吟许久,很严肃地回答:“要是小偷没带刀,我就敢。”

  我笑了,先有这点儿胆量也行。

  我又对他说:“只要你认为你是对的,谁也别怕。什么也别怕!”

  我希望我的儿子在这一点将来像我一样。谁知道呢?

  总而言之,我不是位尽职的父亲。儿子天天在长大,今年就该上学了。我深知我对他的责任,将更大了。我要学会做一位好父亲,去掉些自私,少写几篇作品,多在他身上花些精力。归根到底,我的作品,也许都微不足道。但我教育出怎样一个人交给社会,那不仅是我对儿子的责任,也是我对社会的责任。

  我不希望他多么有出息——这超出我的努力及我的愿望。

  第17节:我开始告诉儿子

  我开始告诉儿子……

  儿子九岁。明年上四年级。

  我想,我有责任告诉他一些事情。

  其实我早已这样做了。

  儿子爱画。于是有朋友送来各种纸。儿子若自认为画得不好,哪怕仅仅画一笔,一张纸便作废了。这使我想起童年时的许多往事。有一天我命他坐在对面,郑重地严肃地告诉他——爸爸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从来没见过一张这么好的纸。爸爸小时候也爱画。但所用的纸,是到商店去捡回来的,包装过东西的,皱巴巴的纸。裁了。自己订了。便是那样的纸,也舍不得画一笔就作废的。因为并不容易捡到。那一种纸是很黑很粗糙的。铅笔道画上看不清。因为那叫“马粪纸”……

  “怎么叫‘马粪纸’呢?……”

  于是我给他讲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几乎整整一代共和国的孩子们,都用“马粪纸”。一流大学里的教授们的讲义,也是印在“马粪纸”上的。还有书包,还有文具盒,还有彩色笔……哪一位像我这种年龄的父母,当年不得书包补了又补,文具盒一用几年乃至十几年呢?

  ……

  “爸爸,我拿几毛钱好吗?”

  “干什么?”

  “想买一支雪糕吃。”

  我同意了。几毛钱就是七毛钱。因为一支雪糕七毛钱。

  于是儿子接连每天吃一支雪糕。

  有一天我又命他坐在对面,郑重地严肃地告诉他——七毛钱等于爸爸或妈妈每天工资的一半。爸爸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总共吃了还不到三四十支——当然并非雪糕,而是“冰棍”。且是三分钱一支的。舍不得吃五分一支的。更不敢奢望一毛一支的。只能在春游或开运动会时,才认为自己有理由向妈妈要三分钱或六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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