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们在许多情况下许多种时候，原来竟是无比地需要这个。
倘一味地抱怨通俗歌曲的歌词太直白太肤浅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他们和她们所唱，正是，基本上是我们现代人的心的真实状态。那里已只有一些琐碎的小秘密小感觉，以及介于有意思和没有意思之间的庸常的小故事。
人类的心正史无前例地通俗着。
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中，经济地位处于第三状况的，大约就该属一些名气半大不小的画家、书法家了。
名气半大不小的画家、书法家们在经济方面属于中产者阶层。因为他们的收人的主要来源是画和字。
国画的“普及”，与流行歌曲的流行，其诉诸人们的意识的结果是大相径庭的。后者越流行，作词、作曲和演唱人的知名度越高。前者越“普及”，越在大众中泛化，其艺术魅力越减。
外交界有句名言是——“弱国无外交”。
在战争年代，尤其如此。
在商业时代，从那一句名言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艺术品即商品”。
当然，前一句名言未免武断。后一种结论也未免偏颇。但基本如此。
名气半大不大，似有若无的一批画家们，对重大艺术拍卖活动常常只能望洋兴叹。他们的向往之心，犹如小镇上的穷儿望着马戏棚，咬着指头巴望得到一张门票。
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中，经济地位处于第四状况的，是些个体独资小公司的法人。
在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中，是较为斑驳芜杂的一族。实在难以概说。就好比老太太收零集碎的柳条箱里的东西和当今孩子们最新颖的一雄玩具扣在了一起，既有招人喜欢之物也有使人看了反感的。
世界车轮的转动，越来越依靠金钱“轴承”的耐损力。资产者阶层拥有其它一切阶层所不可与之抗衡的金钱实力。放他们越来越成为世界的主角。中产者阶层不具备那样一种金钱实力，故只有在阶层意识方面非常执着地扮演较保守的角色，以这一种姿态证明并强调自己的社会存在。同时势持面又体面地维护自己的阶层尊严。
中国的中产者们，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几乎就从未形成过什么不可忽视的阶层，更几乎无任何社会影响力。而在中国当代社会中，这阶层由于是新生的，则还根本没有什么阶层的意识传统可言。好比一个三岁儿童，饿了哭、饱了笑、尿了闹，被一只温柔的手抚摸感到舒服，拍几下就会乖乖地睡着过去。它的阶层意识的本能，充其量作出如此平庸的反应罢了。与中国当代资产者阶层相比，虽然都是新生的阶层，虽然后者的阶层规模比它要小许多，但意识发育却比它快得多。后者几乎是一个桀骜不驯而又狡黠的少年了。它常常摆出一副男子汉似的面孔。那面孔上有一种“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或那样”的神态。尽管大多数情况下心里想的并不说出来。
成熟的商业时代的经济杠杆，其中心支点永远偏在资产者阶层这一边。
成熟的商业社会恰恰不是怂恿人丧失掉理性，而是教诲人更加现实。
中国的商业时代还没经历过足够长久的成熟阶段，所谓中国的青少年们对人生是很缺乏现实思想的。好处是——青少年时期思想不浪漫，以后便难有机会浪漫起来了。坏处是——比之于较现实的思想，浪漫主义拥抱久了是会捉弄人生的。
我以手中一支廉价的笔为图钉，将自己按在稿纸上解脱了给以后这一本不伦不类的书的读者们看，心中当然并无半点儿中产阶层“末流族”一员的沾沾自喜。我只不过希望使人信服地明白这样一点——在“知青作家”中，即使勤奋似我者，其稿费总收入，也不过如我罢。
对作家，清贫绝对地不是什么烷濯灵魂，永葆创作青春的应验良方，面是大敌人。这敌人，以后将没有什么优越性助作家以克之了，将全靠作家们自己去对付去打倒了。都道是曹雪芹漫漫十余载，啃着冻高梁米饭团写出传世之作的。所以《红楼梦》才不朽似的。所以曹氏才堪称伟大似的。这赞美至少故意避开了一点不谈——曹氏早逝于营养不良。说到底也是早逝于清贫。否则，我们当代人于今兴许还能看到另一部与《红楼梦》一样伟大的传世之作。后来人们很有准备，很有勇气，也很有经验。并不需要“传帮带”。论值低价之时，开口殊不含溯。倘不满足，可能甩出一句毫不客气的话是——少跟我来这一套！我自己写的东西究竟值多少钱，我懂！
中国作家有两大毛病。其一是由于历史积怨和政治摆布的原因，造成长期的山头对峙，党园伐异，团伙互攻。这一种精神的和精力的耗损，对中国作家们的危害相当之大。不但危害了创作，而且有时危害了身心。
作家们的第二个毛病是，即使笔下写着淡薄职位，“无官一身轻”之类的鸟话，心里边还是总惦记着怎样才得以为官一把。吟着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眼角却总忍不住地一次次瞥向文坛，留意着是否腾出了一把交椅。
在世界当代的文明的雇佣关系中，向老板负责即敬业。而敬业即使在异国的雇佣关系中，也不失为美德。
传统的、守旧的，然而同时又可能是考虑全面的、正确的，甚至体现着人生的成熟和经验的观念，就是这样，时时处处，受到着新的，也许考虑得欠周全的，甚至根本就不屑于进行长远性考虑的，年轻一代的观念的挑战和冒犯。
在如此这般的种种新旧冲撞之中，其实已经不存在孰是孰非，谁对谁错的裁决准则。面仅仅存在着一种现象，一种事实——中国建国以后的主体观念，正由年轻一代的活法选择，造成着一大面积一大面积的松动，和一处又一处的塌方。
营造大众文化的中国当代“文化人”们，本身大抵便是中产阶层的一员，他们眼中所能见到，心中所能想到，日常所能接触到的，大抵是各个“族类”的中产者罢了。于是中产阶层成了他们最为熟悉的“人民”。
中产阶层的生活形态，是当代中国人民大众的一种憧憬，一个似乎距离他们最近，而其实一辈子都难以达到的目标。于是大众文化的人民性，被营造大众文化的中国当代“文化人”，以中产阶层的生活形态“误会”地取代了。这在电视连续剧中表现得员为明显而且泛滥。其通病是全设了生活的负重感却多了因“牙疼脚痒”面授完没了的“连续”的哭哭闹闹。这一种煞有介事的哭哭闹闹使者百姓每每两眼干瞪着屏幕无动于衷。而电视中的许多专栏节目，采访者的话筒和摄像机镜头，似乎只在中产者阶层中变焦和移位，仿佛再也突破不了这个阶层的用粘糯而又甜滋滋的生活的丝结成的网，仿佛最广大的平民和贫民阶层早巳不存在了，从中国当代社会中消失了。
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令人最为不安的一种负面社会影响，乃因障碍了某些政治家及某些官员的耳目，使他们对国情和民情的了解自置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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