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妇女们最嫉妒、真嫉妒的是——谁家的丈夫对妻子比自己的丈夫对自己好。
少女们已不再跳格子跳皮筋。那被视为“小姑娘”玩的项目。她们尤其较少跳皮筋了。因为跳皮筋是夏季玩的项目。夏季她们多穿裙子。跳皮筋有时需撩起裙子。皮筋举多高，一条腿要踢到多高。
她们已自觉不雅。而母亲们倘见她们仍玩着，就会训斥。自己的母亲不训斥，别人家的母亲也会议论：“那么大个姑娘了，还撩裙子高踢腿的，真没羞。也不知她妈管过没有！”
我一直认为，跳皮筋对于少女们，是极有益于健康和健美的玩法。她们当年跳皮筋时灵敏的身姿，至今仍印在我的脑海里。她们母亲当年训斥她们的情形，也一直是我回忆中有趣的片断。
归根结底，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不是由任何其他的条件和因素历决定的，首先是由工业的发展所决定的。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广泛的城市就业机会。广泛的就业机会增加了许多家庭的收入。收入提高了的家庭有能力承狙儿女们的学费。面较普遍的文化教育，使普遍的男人和女人的意识受改变的过程和阶段是有区别的——它使男人开始关心自身以外的事情，它使女人开始思想与自身相联系的事情。好比展开一幅画在男人们眼前，使男人知道世界比自己所了解的广大得多；面展开一田画在女人们的头脑中，使女人知道女人的命运比自己所以为的丰富得多。那幅画原先就存在于女人的头脑中。只不过它卷着，还拥着，非靠时代的咒语而不能展开。
只有极特殊的女性，能凭自己的觉醒先于时代的默许而展开它。她们在任何时代都是具有叛逆精神的女性……
我一直觉得——一位静静地看着书的女性，如果她本身是美的，毫无疑问，那样子的她，则就更美了。如果她本身是欠美的，毫无疑问，那样子会使她增添美感。
我一直觉得有四类女性形象是动人的——托腮凝思着的少女；读着书的青年女性；哺育着的成熟女性；编织着的老妇人。
人对于知识的追求，大致可归结为两类——一类由于兴趣；一类由于需要。
当年的中国女性，几乎皆是由于需要而追求知识。更确切地说，是追求文凭。文凭可以助她们较为顺利地谋到符合自己理想的职业。
知识和学历，成为时代抛给人的一种标志。
这标志甚至影响着当年嫁龄女性的择偶观。
“给你介绍一位男朋友昭，他可是位大学毕业生呢！”倘“他”其余条件不是很差，十之八九的嫁龄女性是乐于一见的。
正如今天有人对她们说：“给你介绍一位男朋友吧，他可是位大款呢！”——面她们中许多人眼神会为之顿亮一样。
大学毕业这三条，遂成为当年中国嫁龄女性最高择偶标准的项目之一。
认为自身条件优越的她们，甚至公开声明非大学毕业生不嫁。
当然，今天之中国的许多待嫁女性，择偶要求中往往也是列人这一项标准的。
但在当年，那是最高的标准之一。
在今天，却差不多是最起码的、最低的标准了。
仅仅几年前，各地的形形色色的年轻的男性的骗子，还一面再、再而三地冒充大学毕业生骗取青年女性的芳心——不成想才几年后，他们却开始冒充境外的富商子弟了。
某些拥有了高等学历但天生不怎么好看的女性，内心里当然更是愤愤不平于此一种时代现象的不良。岂止不良，在她们想来，简直丑陋！简直可僧！
当年我也是对此一种时代现象持激烈批评态度的中国男人之但是如今细细想来，此一种时代现象，实在是一种从古至今的极其正常的现象。
无论男人女人，总是希望通过最容易的方式达到某种目的。
女人要过上比别人好得多的生活，最容易的方式只有三种，而且是最古老最传统的一种——那就是通过嫁给一个能给予她们那一种生活的男人的方式。
这方式虽古老，但绝对地并没有过时。目前仍在全世界许多国家里被许多女性继续沿袭着。
容貌即资本。青春即股票。它并且暗示她们——二者之和，远远大于一个女人头脑中所可能容纳的全部知识的价值。就像三角形的任意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一样。
两种截然不同的中国女性，那时都渴望着同一种男人出现在她们的命运里——即能带她们离开中国大陆的男人。不管他是香港人还是台湾人，不管他是哪一国家的，有管他是年老的还是年轻人，不管要求烛以妻的身份妄的身份情人的身份女儿的身份或秘书或雇员的身份，包括女佣的身份——总之什么身份都不计较，只要能带她出去，她便如愿以偿。
于是形形色色的境外男人，成了“超度”她们的命中贵人。
有些女性甚至于今无国、无家、无夫、无予、无业、无产，除了跌价的容貌资本和贬值的青春股票，实际上几乎一无所获。证明她们当年的交易自身并不能算是成功之举。
女人通过嫁绘某类男人的古老方式达到改变命运过另外一种生活之目的，虽比较符合女性的人性特点，虽不必加以苛求地批判，但也不值得格外地予以肯定。
因为，那方式所符合的，乃是女性的人性中太古老的特点。无论以多么“现代”的盆子包装了，仍是古老的。它在女性的意识里越强烈，女住在现代中越现代不起来。
有知识的凭学历去闯，有才能的凭才能去闻，有技长的凭技长去闯；无知识无才能无技长可育的，则就仅凭容貌和青春资本去闻；连容貌和青春两项也够不上资本的，凭一往无前的盲目的勇气。
从普遍性的规律上讲，男人们都不得不承认，女性是影响男人成为什么样的人的第一位导师。
那么，谁是影响女性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导师？
是时代。
九十年代的中老年女性，目光望向比自己们年轻得多的“新生代”女性，又是羡慕，又是佩服，又是隔阂种种，又是看不顾眼。
林语堂曾这样解释他为什么最喜欢同女子讲话——“她们能看一切的矛盾、浅薄、浮华，我狠信赖她们的直觉和生存的本能——她们的所谓‘第六感’。在她们的重情感轻理智的表面之下，她们能攫住现实，而且比男人更接近人生，我很尊重这个。她们懂得人生，而男人却只细理论。”
我之所以引用林语堂这段话，乃因其中有几点对女性的肯定，借以评说九十年代的一些女性，尤其“新生代”女性，也是相当准确的。
她们也自有另一套使她们变得仿佛依然可爱的方式方法——那就是引导男人们及时行乐。
数年前，在她们中许多人看来，“傍大款”便是最容易的接近最理想人生的捷径。而懂得女人如何受权贵或富有男人长期宠爱的经验，也就算懂得人生了。但是后来她们梧到了，那不过是杨贵纪式的女人的人生。有武则天一比，杨贵把只不过是一个可悲可怜的女性罢了。她们倒宁肯从男人那儿少要点儿宠爱，多讨些实惠。尤其，当她们与男人的关系无望成为夫妻时，她们给予男人的每一份温柔，都要求男人们加倍地偿还以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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