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看来，就“帅哥”风度面盲，克林顿是一位仅次于肯尼迪的总统。他所犯的“错误”，是一位“帅哥”式的总统需极难能可贵的自律定力才可避免的。他显然做的并不那么难能可贵。
全世界的新闻媒介及大文化“工业”，其实都明显地呈现着某种俗恶的倾向。这倾向又俗恶又现代。在它饲喂之下的当代人，似乎对许多事都已丧失了思考，一味地只要新闻，新闻，新闻！如同患了饥饿症的孩子张着大嘴不停地叫“还吃！还吃！”并且，越来越偏食于刺激性食物。
美国特色的政治，一向和美国的历届总统们玩“憋死中”。美国总统们的最佳成绩，只不过是和模。稍有差失，则身败名裂。他们永远都休想操纵美国特色的政治。他们永远是那一特色的政治操纵的对象。即使他们的杰出和伟大，也无不是在这一前提下发挥的。
正是基于这一良好愿望，在总统先生陷于空前性丑闻那些难堪的、狼狈的、屈辱的、羞耻的日子里，中国新闻界低调报道。正是基于这一良好愿望，在总统先生在全世界面前灰溜溜不得不夹起尾巴做人的日子里，我们的江泽民总书记邀请总统先生访问中国。
我想，总统先生对于自己在那些日子里，在美国和中国的不同感受，一定记忆犹新吧？但是今天，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导弹，悍然轰炸我驻南使馆，造成我使馆新闻工作者的死伤——这除了令我们中国人、令世界其他各国和联合国安理会震惊外，是否也同时意味着更多的什么呢？
我们中国人感到，克林顿总统先生在性丑闻中夹起的尾巴，今天似乎竖得太高了。但是总统先生座谈有一些起码的自知之明，您的任期已经不久了。您个人的政治表现的尾巴在全世界竖得再高，能变成美利坚合众国永远飘扬的国旗吗？
我想告诉克林顿总统先生——我非常遗憾的是在您陷人性丑闻的日子里，我曾写了不少文章表达对您及您夫人您女儿相当同情的文章。愿上密保佑，藏身上沾染的血腥之气，不会沾染到您的妻子及您的女儿身上。当您觉得她们活着对您是莫大的个人幸福的时候，也替那些在您参与导演的空前战祸中失去了妻子、丈夫、父母和儿女的人们想一想……
我祟尚理念，恰因我属性情中人。性情中人，一般是较难本能地内政自己对人对事的态度、立场、观点、好恶而又不理声色的。理念的定力是我身上所缺少的。这缺少每使我的言行不禁地冲动起来。一旦冲动，几乎无所顾虑，无所讳畏。四十岁以前的我，尤其如此。
依我想来，倘一个人，从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并无时代空白地活过来，思想却一直善于与各个阶段的“主流”政治思想一拍即合，被肯定为“成熟”，分析他那思想“成熟”的过程，我们是不是会不难发现那“成熟”的丑陋呢？我敢说，在全世界，自从“人性”二字被从人类的生活中归纳出来至今，从顽童到智奥，除了在当代中国人之间，在其它任何国家都没有仿佛那么严肃认真地、煞有介事地讨论过，更没有辩论过。
讨论和辩论发生在当代中国，是非常耐中国人寻味的。而这正是我们中国人抱怨人世变冷了的原因。
日本人曾被视为“理念的动物”。
依我想来，我们相当多的中国人，在这一点上正变得极像日本人。现实得每每令同胞们相互之间备感周身发寒。
十五六年间，产生了不少冷冰冰的“中国特色”的理念思维之标本。
比如将“优胜劣汰”这一商业术语和竞赛原则推行到社会学科的思想领域中去。一件产品既劣，销毁便是。但视一个人为“劣”的标准由谁来定、由何而定呢？一个生存竞争能力相对较弱的人，则就该被视为一个“劣”的人吗？这种标准老板们定出来，他人自然无话可说，但是要变为国家意识是否可怕呢？接着的问题是，在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家里，究竟能采取多么商明的方式“汰”掉为数不少的“劣”的同胞呢？“汰”到国界以外去？“汰”到地球以外去？幸而我们的国家并没有听取某些人士的谏言，我们的大多数同胞也没有接受此类教诲。所以我们才有国家行为的“再就业工程”、“扶贫工程”，才有民间行为的“希望工程”……
一头象落入陷阱，许多象必围绕四周，不是看，而是各个竭尽全力，企图用鼻将同类拉出，直至牙断鼻伤而恋恋不忍散去。此兽性之本能。
人性高于它，恰在于人将本能的行为靠文明的营养上升为意识的主动。
倘某一理念是与此意识相反的，那么实际上也是与人性相背的，不但冷冰冰，而且丑陋的理念。
人性永远拒绝这一种理念的“合理”性。
我的同代人以及我的上代人上上一代人，大约都不得不承认——自从一九四九年以后，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人性及人道主义教育是那么的薄弱，根本不曾形成为什么“环节”。一切文艺及文化载体中，稍涉对人性及人道主义的反映，便会被扣上种种政治性质的罪名，遭到口诛笔伐。而作者也往往从此厄运降临。纵观建国后十七年间文艺和文学的全貌，几乎没能向中国读者和我们的青少年，提供什么人性及人道主义的优良营养。与此相反，阶级斗争的哲学，上升为惟一正确的社会原则。乃至于连《雷锋日记》中，也有一句令今人谈来不寒面栗的话——“财阶级敌人，要像寒冬一样冷酷无情。”——这也是一种冰冷的理论。这一理念，一旦在育少年的头脑中被当成“真理”，当成至商的原则接受，在“文革”中冷酷地予以实践，便是符合规律的了……
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在两次关于人救人值得不值得的讨论之间，生命受各种各样危害最多的，乃是中国的许多老人、妇女、儿童和青少年！预见死不救的，又大抵是男人！而抱臂旁观的，也大抵是男人！而明明有能力教，却要等钱遇到了手里才肯一救的，还是男人！
成了作家，我在自己智力所及的前提之下，多少领路到了一些自由想象的快乐。
但我对于自由思想的极力的渴望，尤其是对公开表达我的思想的权力的渴望，也是何等之强烈啊！
想象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是不一样的。
在古今中外的战场上，战马舍生救战士的事多多。战士落难，往往还要杀了战马，饮它的血，食它的肉。
人善于分析人的心理，但目前还没有一篇文字，记录过战马将要被无奈的战士所杀前的心理。
连布封也没写到过。
倘我为战马，倘我也落此下场，倘我后来又有幸轮回为人，我一定将这一点当成我的文学使命写出来……
我相信战马那时是无怨无悔的。虽然，我同时相信，战马也会像人一样感到命运的无限悲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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