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落户口的人呀，今天又把我传去了，说你们家志松的户口哇，还不能落……”
“不能落？ ”母亲急了，“别人能落，为什么志松不能落？ 他的返城手续不
全？ ”
“您先别急嘛！ ”主任离开椅子，坐到炕沿上，和母亲之间隔着那孩子，挺
神秘地说：“是因为这孩子呀！ 人家问志松，他到底结没结过婚，他说没有。那
么人家当然就要问这孩子是哪来的啦，他说是替别人抚养的。人家又问孩子叫什
么名字呀，他支支吾吾地答不上来，还要以父子关系跟这孩子同时落户！ 抚养，
也得有个什么手续呀，人家再追问这孩子的父母都叫什么名字，在哪儿工作，为
什么要他抚养这孩子，他都说不出个四五六来，还嫌人家追问得多了，对人家发
脾气。志松这孩子小时候可没什么脾气呀，怎么返城回来变得脾气大极了呢？ 人
家也生气了，说不弄清楚这孩子的来历，连他自己的户口也不给落！ ”
母亲一时发起怔来。
主任瞅着那孩子，心直口快地说：“我看呀，这孩子八成就是你们志松自己
的！ 您瞧瞧，脸盘多像他，还有那高鼻梁！ 这几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中，没结婚
就生下了孩子的不少，也算不了什么太丢人的事儿。志松要是舍不得这孩子呢，
就该对人家客气着点，我再替他通融几句，写个书面儿检讨什么的，也就一块落
上了！ 志松他要是舍得了这孩子呢，我倒有个主意，不算两全其美吧，也算个好
主意。前街老张两口子，结婚五年多了，想要孩子都快想急眼了，却整不出个孩
子，我看这孩子长得怪体面的，莫如趁不懂事儿送给了他们。当然不能白给的，
五百六百的他们还拿得出。你们家正在困难的关头，也能接济一阵子。再者，志
松拖累个孩子，将来找对象都麻烦！ ……”
母亲怔怔沉默许久，低声说：“这，我可做不了主，得跟志松商量商量……”
王志松走出铁路局粉刷成米黄色的三层大楼，觉得阳光是那么明媚，天空是
那么蔚蓝，每一个行人都是那么可亲可爱。他那颗返城后一直无着无落的心，第
一天感到多少安定了些。
他大步走着，舒畅地呼吸着初春潮湿的空气。体验着一个即将有了工作的人
那种感激生活的心情。
马路上的雪，这几天开始化了，露出了柏油路面。培在人行道两旁树根下的
雪还没化尽，但也在温暖阳光的照耀下往泥土里渗透着。树枝已不再是光秃秃的，
开始生长出无数的小芽苞儿。第一场春雨之后，树木就会挂满嫩绿的小叶了。
还是春天比冬天好，他一边走一边这么想。在返城的最初日子里，对于城市
的那种种愤怒，像关在笼子里东扑西撞的鸟儿，被打开笼门放飞了。
铁路局的领导对他很不错，挺亲热。他们答应了他的请求，批准他以接班的
名义到铁路来工作。几天后，他就可以穿上一身崭新的蓝色的铁路工作服了。终
于在这三百多万人口的城市中占据了一个点，而且这么快这么顺利！ 他完全没有
想到。
“要接父母班的人很多啊，光铁路系统，少说也有两三万！ 许多当父母的为
了早点让返城待业的孩子有个工作，不到五十岁就打报告申请退休哇！ 能都照顾
吗？ 一下子减少了两三万老工人，增加两三万没有工作经验的年轻人，我们可下
不了这个决心啊！ 不过你例外，因为你父亲是烈士。”
铁路局的领导对他说的这一番话，更加使他感到自己在二十几万返城知青中
是很幸运的一个。
那位领导还带领他去参观了铁路工人事迹展览馆。父亲放大了的遗像悬挂在
那里。父亲是一名老铁路扳道工，两年多以前父亲用自己的生命避免了一次铁路
事故，被火车轧为三段……
“儿子，要孝敬你妈，要疼你妹妹。”
父亲从相框中阴郁地望着他。他仿佛听到了父亲在对他叮嘱。
时间刚过中午，他不饿。也不愿这么早回家去。他想在这座城市里到处走走，
到处看看，他不属于这座城市整整十一年了。它对他来说是那么熟悉，可又有许
多地方令他感到非常陌生。他有种强烈的欲望，想寻找到什么。寻找什么呢？ 他
一点也不清楚，一点也不明确，但心里确确实实存在着那么一种欲望。也许只是
想要在现实中对比一下记忆中长久保留的某些事情而已。
经过市委大楼前，他不由得站住了。他注意到，“文革”中“市革命委员会”
的白底红字的牌子，被摘掉了，换上了“文革”前的“市人民委员会”的牌子。
还是白底红字，还是那么大小，还是挂在那个地方。两块牌子所不同之处，仅仅
在于“革命”和“人民”的区别。
但这种区别，却代表了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文革”前——“文革”中—
—“文革”后，好比温度计上的“0 ”。
他想：看来无论是“革命”还是“人民”，都最适合用醒目的白底红字来加
以显示，都最适合那么大小，都最适合挂在那个固定的地方。他进而又联想到了
代表这座城市的天鹅雕塑。它在“文化革命”中被砸毁了，人们将来还会重新雕
塑一个，仍是原先那种姿态的，仍是原先那么大小的，也仍在原先那个地方——
松花江畔，青年宫前。仿佛想要飞过松花江，飞到太阳岛去似的。
一场历史性的劫难终于是过去了。他站在那里，内心已经没有了当年那种骚
动，那种激情；只有一种类乎凭吊的沉思。当年他是一个中学生，如今他已经快
三十岁了，早到了该结婚的年龄了。
2
他不想再激动，唯愿能安安稳稳地开始生活。而且他确信，生活本身也肯定
早已消耗尽了能使他和他这一代人像当年那么激动起来的力量了。那种巨大的激
动，如同运动员注射了超浓度的兴奋剂以后进行的竞赛，一到终点，人就垮了。
那是摧毁人的机体也摧毁社会机体的失常态的力量。即使生活本身仍奇异地具有
着这种力量，他也不甘再为这种力量所驱使了。他累了。他曾为“革命”两个字
怎样地激动过啊！ 可是那块被换掉的写着“革命”两字的牌子，宣告他不过是参
与了一场举国癫狂的政治游戏。写着“人民”
两字的牌子仿佛正睥睨着他，用嘲弄的语调在对他说：“老弟，人民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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