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有什么话说？孙家父子二人欢天喜地磕了头，退下堂去。于是汤斌继续问案，到了日中，几于积牍一清；留下两件案子，却必得找刑房书办来问。
“这件‘逃人’的案子，疑窦甚多，你可曾看出来？”汤斌在后堂叫了刑房书办去，这样问说。
这件案子所牵涉的“逃人”，是清兵入关以后才有的名堂。满洲人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就经常以骠悍的轻骑，任意打开长城一处“边墙”，长驱南下，由河北向山东大肆掳掠；金银财宝以外，还掳了许多汉人，带到关外，充作奴隶，耕种畜牧，为主人生产。等到“八旗”编成，有些奴隶编人军队，随同作战，身分提高了，虽然仍称为“包衣”——满洲话的“家下人”，但独立生活，亦可做官。不曾编人军队，并无战功的，依旧是“旗下家奴”，或者是准他自立门户，但仍为主人服役，身分待遇比平民低一等的“另户”
在关外，这些人无处可逃，只好死心塌地为旗人作牛马；及至随军入关，或则不堪虐待，或则思乡心切，纷纷逃亡。这一来，就损害了旗人的既得利益；尤其是京畿之地，前明皇亲国戚的“赐田”，多为旗下贵人所占，称为“圈地”的大片庄园，正需家奴照料，却忽而无人可用，更感恐慌。
因此，在顺治元年，就定下处置逃人的办法。一面在兵部设置“督捕侍郎”，四处八方抓逃人；一面规定处罚逃人的律例——一这律例中最不公平的是，对“窝家”的罚则，比对逃人本身来得重。最初定制：窝家正法；窝家左右的九家及甲长鞭一百，充军。即使逃人又复归其主的，亦是如此；但后来发觉，这一来，逃人纵有复归之心，但以不忍连累窝家，亦只好作罢，因而在顺治三年，改写“逃人自归者，窝逃之人及两邻流徙，甲长并七家之人各鞭五十，该管官及乡约俱免罪。”但抓到逃人，窝家仍然处死，妻子家产没官，出首的人得分一份。
这样立法的用意，是要使得窝家不敢窝藏逃人，逃人失所掩护，不能不复归原处。至于逃人的罚则，抓到一次鞭一百，逃到第三次被捕，始行正法。同时地方官也有奖惩条例，自然是有逃人者罚，抓到逃人者奖。
纵然是这样严酷的刑罚，依然不能制止逃人之风；而执行督捕的官员，伤心惨目，魂梦不安，因此在上年有个有良心的督捕侍郎，上了一道奏疏。汤斌曾经读过好几遍：
窃思籍没非良法也！尝按律例，藉没止以处叛逆，而强盗已不预焉。独窝进律例竞籍没，行之数年而未改，岂窝逃之罪，尤重于强盗乎？抑以初时，见逃人之多，故法不得不严耳！今且十一年于兹，其民之死于法、死于牵连者，几数千百家，而究治愈为，选者念多，其故何也？盖今日之选者与初时异，初时人自盛京而来，谁无父母妻子之思？而为之家者，见骨肉乍归，谁无天性难割之情，且法度未明，冒昧容隐，选者为真选，窝者为真窝。自投充之门开，而所逃者不皆“东人”；自“放假”之事，而逃者不尽私往。甚有逃人乘机害本主，通同以居奇，变态多端，难以悉数，是逃者未必真逃，窝者亦未必真窝也
此刻在汤斌手里的一件案子，就是“假逃”，作用是在勒索一家富户。
这一案中的主犯，名叫莫武成，他做旗下家奴是自愿的。满洲人由外带来的家奴，称为“东人”；入关以后，自愿认旗人为主，名叫“投充”。最初是因为畿辅良田，尽为满洲人所圈，贫苦小民，无依无靠，准予充满人为奴，代为耕作，吃一口苦饭。但从来有些无赖，想利用新贵的权势，质身投靠，以旗下为护符，凌逼官府，鱼肉乡里；甚至将他人的田产，冒充为自己的产业，献给满洲主人，这叫“带地投充”；其实是比强盗还狠毒的强占豪夺。莫武成就是这样一个在保定府“带地投充”正蓝旗郑亲王府的坏蛋。
这些“投充”的坏蛋，作恶的花样极多，最阴狠的一招，就是利用窝家治罪，重于逃人的律例，勒索殷实巨户。如果原是相熟的亲友，自然“欲加之罪”，更为“有词”；即今素昧平生，亦不妨托词投宿，等他一进了门，立刻便有人接踵而至，说他是逃人，指那富户是穷家。这是杀头充军，家破人亡的罪名，被指为窝家的富户，自然害怕，于是予取予求地勒索够了，悄悄而去。因此，这几年稍有身家的人家，对于来历不明的人，无论如何不敢收容，就为的行了好必无好报，怕惹火烧身。
这莫武成在保定就干过这个勾当，到了陕西如法炮制—一他是奉命到汉中办事，回程经过同州，串演了一次“假逃”，被勒索的富户不愿“私了”，那就只好送官，由县两府，马呈祥虽知其中不无冤屈，但以逃人的案子，关系重大，不敢擅专，将案卷连人犯，一起移送上来；前任潼关道审理了两个多月，尚未结案，奉旨调职，便把这件棘手的案子，移交了下来。
汤斌在京师当了三年翰林，这种逃人的案子，常听人谈起；其中的黑幕，十分熟悉。所以稍加推敲，便知是极大的冤枉；他在想，凡是串演“假逃”，必有同谋，独脚戏是唱不起来的，要为这家无辜富户洗刷冤屈，主要关键，是在把同谋的人找出来。
他问承办这一案的“刑书”——刑房书办张桂文：“出首告官的钱地保，与这家姓邢的大户，平素可有冤仇？与私逃的莫武成可是素识？钱地保如何得知邢大户家有逃人？这三点须得查问清楚。现在看供词中，没有片言只字道及，你如何不提醒前任的大人？”
“前任大人刚愎自用，向来不喜人进言。所以书办不敢多说。”
这与汤斌打听到的情形，完全不同；前任潼关道一向信任书办，怎说是“不喜人进言？”明明是张桂文的推托。然则其中必有缘故了！
这时他还不敢就认定张桂文与此案有干系，只这样说道：“我与前任不同，你们如有所见，尽管直说，说错了也不要紧。”接下来他又吩咐，“我此刻就要提邢大户来问，你传话下去！”
于是汤斌就在花厅里传讯邢大户——凡是做地方官，必须精于相人；汤斌对此道颇有研究，一个人的善恶，入眼便知，看那邢大户，长脸高颧，眼不旁顾，是个正直而近于偏执的人。
照例问了姓名、年龄、籍贯，听邢大户陈述案情。他是同州的大地主，平素乐善好施，见义勇为，深得地方乡里的敬重，但因性情耿直，不免也得罪了人；然而这件案子，据他自己说，并非挟仇诬害，纯粹是敲诈勒索。
出事的那天下大雨，傍晚时分，有个口操北音的陌生人到邢家求宿，浑身湿得像落汤鸡。邢大户家是有规矩的，凡此不速之客，招待一宿两餐，分文不取；倘或是缺少路费，或者有病在身，格外加以照料，此人衣履尽湿，庄客便拿了衣服替他换；换下来的衣服替他烤干，就在这时候，钱乡约到了，一进门便求见邢大户，说有人密告，邢家窝藏“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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