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之中，我打电话向作者请教。李昌平回答说：“学习班，这是干部的叫法；小黑屋，这是农民的叫法。都是一个东西。”
我再一次为广大干部群众的创造力所折服。乡镇政府不是无权建立监狱吗？那我们就在权限之内办一个学习班。为了躲避捕食，某些昆虫长成树枝甚至粪便的形状，生态学家称之为“拟态”。广大干部的拟态策略更简捷，也更便宜，只要挑选一个名词即可。农民群众不肯接受这个名词，但又不知道应该如何称呼这些不是监狱的监狱，于是白描曰“小黑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场识别与反识别的游戏玩得有声有色。
往远说一句。张正明先生的《晋商兴衰史》上，有一段描写官府如何强迫商人“自愿”捐款的文字：“嘉庆五年（1800），山西捐输有一县派至10万两，勒限催交，其未能措交者，即行掌责，甚至锁闭班房，名曰‘黑窑’。”（注3）
湖北人住屋，山西人住窑，黑屋即是“黑窑”。时隔二百年，相距千余里，用词居然如此相似，其间仿佛有鬼神出没。
四、学习班续考
以学习班之名，行关押拘禁之实，其历史几乎与学习班的名称一样悠久。
1967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于是各种各样的学习班纷纷涌现，许多让人联想起拘禁的名称也先后亮相，譬如“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学习班”，“小偷小摸学习班”等等。
在我读到的正式出版物的记载中，具有灰牢性质的学习班早在1968年6月便出现了，距离最高指示的发表不过半年。据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在《我家》一书中记载，1968年春节后，他被关入北京半步桥监狱。1968年9月底的一天，“三辆卡车把我们这些人拉到了北郊的北京市第一少管所。原来，我们这些人是托毛泽东‘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的福，被送到这里参加第二期学习班的。”
遇罗文写道：“第一期在三个月前到的这里，在我们来之前已全部释放回原单位。这无疑预示给我们美好的希望，但没有人告诉我们一定释放和哪天释放。（一个多月后，轻工业学院一位大学生从这里逃跑，就被毫不留情地抓了回来。）
“这里还住着一伙‘学习班’，有五、六十人，我们私下叫它‘黑干学习班’，成员都是被明确定为‘黑帮’的子女，像刘少奇的女儿、贺龙的儿子等，已经在这里好几个月了，好象还没有释放的意思。”
追溯到关于学习班的最高指示发表的日子，似乎并没有追到源头。专门研究延安时期的学者朱鸿召和我谈起过当时常用的一个手段，就是把人扣下开会学习，不转变立场不放人。他提到1942年10月召开的一次西北局高干会，毛泽东作开幕报告，为了让那些与毛主席不是一条心的人转变过来，会期竟长达88天，不转变就不散会。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立刻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猜测那些被扣下的领导该如何打小算盘：脱离权位越久，自己的影响就越小，被别人代替的可能性就越大。再不转变，想闹二心也没本钱了。
这个故事使我更进一步理解了事物的复杂性。我们面对的并不是一个界限分明的东西。既然开会学习总要把人圈在某个特定的时空之中，与会者总要暂时丧失部分自由，那么，圈三五个小时是圈，圈三五个月也是圈；小事小病可以请假准假，悠悠万事惟此惟大一概不准请假——在这不间断的连续系列上，拘禁关押与开会学习的分界究竟在哪里呢？这种模糊性提供了一个空间，在此模糊空间之内，可以产生一种合法伤害他人的权力——这可是很有利用价值的东西。
顺便说一句，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学习班这个词尚未流行，但是“学习组”和“整风班”已经出现。韦君宜在《思痛录》中说她的丈夫“杨述被关在整风班里，但天天凌晨要他们整队到无定河边去冒着寒风干活。”韦君宜写道：“整风！整风！毛主席的整风报告说得多么有理，怎么这里却是这样干的？”她说，“天真的我们，还以为这是地委几个人干的，杨述跑到延安去上诉。后来才知道，原来延安的情况比绥德更厉害。”
韦君宜写到的整风班活跃于1942年12月，但这仍然不是尽头。在此之前，国民党已经发明了训导团和训练班之类的灰牢，也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集中关押。还可以再往前追。我在《清代社会的慢变量》一书中看到（注4），清朝末年，浙江省南浔镇的乡绅自发设立了“洗心迁善局”，将一些不够绳以官法的“故家不类、市井无赖、镇之不逞者”禁锢其中，朝夕巡逻把守，“局之司事者日与之讲说善事”，“锢其身足使桀骜之气不得不消，发其天良使愧悔之萌不得不力”，时间久了，这些被关押的人有了悔改之意，又有亲族来保，再将其释放。看来这已经是很地道的监狱学习班了。
五、牛棚考
这里说的牛棚是文革期间各单位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大量产生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之后。
牛棚也不是正规监狱，可算是文革中的灰牢。那么，什么人属于牛鬼蛇神呢？
按说，我也算经历过文革的人，好像明白什么叫牛鬼蛇神。不过较真起来，又觉得说不清楚了。向当过牛鬼蛇神的父母请教，他们商量一会，给出的答案是：“地富反坏右，封资修，叛徒、特务、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符合公安六条的人，等等。——但是，所有这些，基本没有一个真的，最后都平反了。”
我又请教了两位当过牛鬼蛇神的老干部，他们的答案几乎完全相同。为了突出这个定义的正确性，当过右派的老宋还给我举了一个反例。他说，他们的校团委书记属于保皇派，有婚外关系，上床时被造反派抓住，脖子上挂着破鞋批斗，然后关入牛棚。过了不久，更高层级的造反派组织下令放人。由此可见，牛鬼蛇神还是讲标准的，“破鞋”就不够格。
对照上述标准，我检验了几个熟悉的样本。老宋当过右派，被当牛鬼蛇神收拾了，对得上“地富反坏右”的“右”。我母亲当大学教师，讲课时提到“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肃反政策，被人贴了大字报，说她宣扬调和论，是修正主义分子，于是游街批斗，对得上“封资修”中的“修”。我父亲出身破落地主家庭，他住牛棚的罪名是“阶级异己分子”。这一条好像难以归类。什么算阶级异己分子呢？与理论上“高大全”的无产阶级“标准人”相比，真能找出没有异己成分的活人么？真正要紧的是，掌权的那一派要找茬收拾他，而整人总要找个罪名。
我继续对照，翻出了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季先生也住过牛棚，他的罪名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也是当年他苦苦思索，反复考量过的。走资派？作为系主任，大体也能算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似乎都够得上。最后他被关入了北大的“黑帮大院”（季先生说这是牛棚的另外一种叫法，可以归入灰牢系列），又获得了一个黑帮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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