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他指的是更加工具化的数目字管理，明朝并不是没有——田亩计量、户口统计、离任审计、钱粮征收都没有离开过数字，但在处处是潜规则的制度格局中，这些数字不过体现了数字需要者和提供者的意愿和利益，它们掩盖的东西比揭示的还要多。这样的历史我们并不陌生。
2000年10月
雁户：基本故事和变型故事
我想讲几个离乡农民的简单而平凡的故事——绝对不是什么英雄故事。
1999年5月下旬，我在长江北岸走村串户，走了三个村庄，串了十三户人家，在每家坐上两三个钟头，听农民讲了许多关于他们自己的事情。我的身份是官方的调查研究人员，我按照千篇一律的方式提问并且记录，问题全都是中性的，没有任何感情色彩。作为记录者，我这方面也没有任何虚构（注1）。
一
小刘是个33岁的男人，在家种地，还要带两个孩子。他的妻子小叶在天津当保姆，每个月挣500块钱，占他们家总收入的80%。小刘告诉我，1992年村里闹灾，他的妻子小叶跟着熟人去天津找活干，这一走就是七年。小叶每年春节回家看看。有一年回家，小的孩子见了母亲竟然不认识，小叶的眼泪刷地就下来了。
小叶每年会往村里打六七个电话，打到一个装了电话的邻居家。在电话里小叶经常诉说委屈，说她想回家。小刘完全理解小叶的心情，他说，小叶在外边省吃俭用，住在一间小屋里，自己做饭吃，每年攒二三千元带回家。尽管如此，小刘仍然不赞成妻子回家，妻子一回来，生活就难以维持了。两个孩子要上学，每年的学杂费需要一千多元，再加上生活费，加上各项税费，就所剩无几了。其实，人们的悲欢离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一笔又一笔枯燥无味的家庭收支账目决定的。这套账我就不在这里细算了。
1998年村里又闹灾，水灾之后闹棉铃虫，棉花几乎绝收，化肥种子农药钱都收不回来，家里便欠了一些债。小叶计划再干一两年，还清债务之后就回来。小刘最后说，妻子究竟回来不回来，还要看孩子的情况。如果孩子有能力，是读书的材料，小叶就要多干几年，多积累一些钱给孩子当学费。如果孩子没出息，还了债，攒些钱就回来。
小叶回来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居然是孩子是否有出息，是否值得培养。这个说法让我心里一动。这里好像藏着一个意思。这个意思使我想起了另外两个小伙子给我讲的故事。
一个小伙子姓邱，31岁，小学文化程度，目前在家种田，他曾经外出挖了五年煤。他在私人开的小煤窑挖煤，住在工棚里。每个班大约干六七个小时，定额背五六吨煤。在完成定额的条件下，每天的工资在二三十元之间。就在这个地方，他们村的三个人死于小煤窑冒顶。我曾经去一位死者的家里访问，现在死者的妻子已经和死者的弟弟结婚了，弟弟和哥哥一起挖煤，哥哥死了，弟弟侥幸活了下来。有了熟人死亡的教训，危险就变成了很具体的东西。小邱害怕了，就回到家种地。但是种地是挣不来钱的，没有钱就不能盖房，也不能娶妻生子，这些人生的大事很难完成。于是他再次外出挖煤。每天挣20元，又干了四年，1997年彻底不干了。他说挣钱虽然不少，就是太苦。背煤比种田要苦，趴在地上爬，而且非常危险。结婚后，他的妻子也认为太危险，不让他干了。小邱说，他以后也不想再挖煤了，挖煤已经挣下了盖房的钱。他带回来的钱大约有二万元，这笔钱主要用于盖房。
小邱反复几次谈到了挣钱盖房。他说，不出去挣钱是盖不起房的（注2）。他家的住房是1996年盖的，砖水泥结构，共三间，面积大约有六七十平方米。盖这栋房子花了他一万五千元。
另外一个姓李的小伙子，也用同样的口气讲到了外出和盖房的关系。现在这位小伙子还在家乡和上海之间来回跑，他是做装修的水暖管子工，有活干就进城，没活干就回家种地。他家的房子也盖起来了，但是比较小，他计划挣够了钱再接出一间来。
二
讲完了三户农民家庭的收支状况，我应该老实交代其中隐藏着的那点意思了。这就是：在他们的叙述中，我似乎看到了一种人生的收支预算，一种以整个生命周期和核心家庭为单位进行的预算。外出打工，不管是当保姆是挖煤还是搞装修，乃是这个整体预算中的一个必要部分，任务是挣盖房钱和孩子的教育费等。没有这宗收入，单单靠种田养鸡，收支账是做不平的。这是一种以家乡种田养鸡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人生设计。外出只是一个填补盖房之类的额外用度的青春期插曲。如果外出者没有在中途转变立足点，没有发生整个人生设计的改变，这些农民早晚是要回乡的。别小看这项简单的账目计算，它决定了数以亿计的当代中国农民的人生模式及悲欢离合。这是一个巨大的群体的基本故事。
在我访问的三个村庄里，有外出打工经历的农民，最少也占到劳动力总数的25%，最多的竟占到88%。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生活在这个基本故事之中。
这个故事还有一个主要变型：有一部分农民从家乡出发，走到半途，彻底改变了原来的人生计划。他们不回去了，不再种田养鸡了。原来的人生插曲演变成了主旋律。这样的人我听说过几个，也亲眼见过一个。
我访问的这位“变型”农民姓丁，是长江上一条百吨级的运输船的船主。他的儿子刚到入学年龄，为了孩子上学，他卖掉了船，回到家乡。他打算歇业两年，把上学的儿子安顿好，再找个同伴重操旧业。歇业是没有办法的事。船主的生活本来是很稳定的，一家三口住在船上，好像一个水上运输个体户。生活和收入都很好，本来就这样过下去就行了。丁家在村里没有房子，原来的房子毁了，他也不打算盖。他的承包田已经转给了哥哥。这一切都说明他不打算回来了。但是儿子没法上学，这个问题难住了他。于是妻子被迫下船，回到家乡带孩子读书。只剩下一个人，船上的活就没法干了，于是他被迫歇业。但是丁船主仍然不打算盖房，他寄居在亲戚家里，一旦有条件就会继续当他的船主。对他来说，回乡反而成了一段插曲。
像丁船主这样的人，在他的村庄里有将近二十个。有的人买了上千吨的大船，很难想象这些人会再回来种地养鸡了。在外边发财买房子的人，找到永久性职业的人，在我去的各个村子里都有几个，有的连户口都转进城镇了。他们的外出已经成为迁移。对他们来说，以家乡农业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人生设计早已彻底改变。愿意作这种改变的农民大有人在，问题是缺乏能力和条件。
三
当代农民的基本故事和变型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命中注定的，但也包含了人为的因素。
决定基本故事的因素，包括沉重的税费负担，低廉的农产品价格和狭小的土地。在人均不足一亩的土地上，种植卖不出几个钱的农作物，再无偿上缴二三成的收入，这就注定了农民要向外寻找机会。只要地少人多，只要世界市场的农产品价格不暴涨，只要吃皇粮的干部职工不减少，农民外出的基本故事就要继续演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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