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沙利文在《黑咖啡》中饰演波洛。他体态臃肿，身高六英尺二英寸；我对饰波洛的演员总是一个肥胖的家伙感到奇怪。我记得首场演出是在汉普斯持德的大众剧场，露西娅的角色是由乔伊斯·布兰德扮演的，我一直认为她是个出色的演员。
《黑咖啡》公演了四五个月后，终于挪到西区上演。二十多年后，这个剧经过稍许修改重新出现在舞台上。作为保留剧目，人们对它反应很好。
《不在犯罪现撤是由迈克尔·莫顿根据我的一部书《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改编上演的第一部剧作。他是个剧本改编行家。我对他最初的想法不以为然，他想让波洛年轻二十岁，改名为博·波洛，身边有许多姑娘献媚。这时我和波洛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意识到他将永远是我笔下的人物，我极力反对完全改变他的性格特征。后来，在监制人杰拉尔德·杜·莫里哀的支持下，我们决定去掉医生妹妹卡罗莱娜这个人物，用一个年轻美貌的姑娘来代替。我前面说过，我很不情愿去掉卡罗菜挪这个人物，我偏爱以乡村为背景的关于她的那段故事。我喜欢通过医生和他主宰一切的妹妹的生活表现出来的乡村生活的剧情。
如今重温《寓所迷案》，我并不像当时那样满意。我觉得它的人物过多，枝节也太多。但主要情节还是经得起推敲的。我看那村子就像确有其事一样，即使在今天，也仍有些村庄与之相似。孤儿出身的侍女、训练有素且会向上爬的佣人不见了，但取代他们的日间女佣又与他们何其相似，尽管应该承认她们不如前辈人那么有心计。
马普尔小姐不知不觉地走进了我的生活，竞丝毫没引起我的注意。我给一家期刊写了六篇系列短篇小说，选择了六个人物每星期在一个小村庄聚会，讲述疑难案例。我从简·马普尔小姐写起，这位老处女很像我姨婆在伊灵的某些至交。我年轻时去乡村时常遇到这种老妇人。马普尔小姐决不是我姨婆的再现；她要比我姨婆更大惊小怪、更有老处女的味道。但是俩人确有相似之处，她们性格爽快。她们总喜欢把人和事往坏里想，而可怕的是事实证明十有八九她们是对的。
姨婆的预见性相当可怕。我哥哥姐姐曾在家把一只温顺的小松鼠养了一年之久。这天，姨婆在花园里捧起这只伤了一只爪子的小生灵，颇有见地地说：“听着！这只松鼠几天之内就会顺着烟囱跑掉。”五天后果然跑了。我把姨婆的这种预言能力赋予了马普尔小姐。马普尔小姐对人并无恶意，只是不轻信任何人。尽管她持人性本恶的观点，她还是善待每一个人。
马普尔小姐刚一在我的书中出现就有六十五岁到七十岁左右了，如同波洛一样。这并不是件好事，因为她要在我的创作生涯中常常陪伴着我。假如我预见这一点，我会让一个早熟的学童作我第一个侦探，于是他会和我一起成长。
为了这六篇系列小说，我给马普尔小姐安排了五个伙伴。第一个是她的外甥，他是一位当代小说家，他的作品里涉及了深奥的理论，乱伦、性、以及关于卧室和厕所设备的污秽描绘，总之，是他眼中赤裸棵的生活。他对自己美貌而迂腐的简姑姑一味迁就，就像对待一个不谙世事的人。第二个人是个身为现代派画家的年轻姑娘，她刚刚和雷蒙德·韦斯特有了点暖昧关系。接下来是佩蒂格鲁先生，他是位地方律师，没有人情味，机警，上了年纪；其余两位是本地医生，一个了解许多病例从而对每晚的难题都能讲出个所以然的有用之人，以及一位牧师。
马普尔小姐自己讲述的疑案用了一个有些可笑的名字：《圣彼得的拇指》。后来，我又续写了六篇以马普尔小姐为主人公的小说。这十二篇和另外一篇以《死亡草》为书名在英国出版了，在美国出版的书名则叫《星期二俱乐部谋杀案》。
我记不得写作《悬崖山庄奇案》的情景了，我可能以前就打好了腹稿，这是我的习惯，常常弄不清一本书是否刚脱稿还是已出版。故事情节常常不期而至地涌人脑海：沿着大街散步时，或满怀兴趣浏览某家帽店时，突然有了绝妙的构想。我想：“这回可以天衣无缝了，没有谁能看出破绽来。”当然，所有的情节都有待于进一步推敲，各个人物也只能慢慢地活起来，我当即在练习簿上记下这个绝妙的构想。
到目前为止，这样做很得心应手，但我常常把练习簿丢掉。我手里总是有半打练习簿，随时把想到的情节或是某种毒药或药品，或是在报纸上看到的某次狡诈的诈骗案记下来。当然，如果把所有这些都清楚地分类归档，会省掉我许多麻烦。然而，有时到一摞旧笔记本中去漫无目标地寻找随手写下的几行字，诸如“可用的情节：自己动手；姑娘不是真妹妹；八月”以及情节梗概什么的，倒是别有一番乐趣。
有些情节都记不得了，有些情节则时常在脑海中萦绕，我乐于细细地品味把玩，因为我知道总有一天会写出来。在安排好《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细节之前，我曾在脑海中酝酿了很久。鲁斯·德雷珀的演出触发了我的创作灵感。
她那逼真的模仿，那使自己从一个爱叨唠的妻子变成一个跪在教堂里的农家姑娘的演技给我以启迪。她使我写出了《人性记录》。
初写侦探小说时，我无限评判或是认真地考虑犯罪问题。侦探小说是追逐猎物的小说，也是体现某种道德的小说；实际上它再现了那种古老的通俗道德传说：恶的毁灭和善的胜利。一九一四年战争时期，作恶者并非英雄；当时英雄是行善的，敌人是邪恶的，道理是如此简单明了。当时没有开始研究心理学。我像其他任何写书和看书的人一样，憎恶罪犯，同情无辜的受害者。
对于时髦的英雄拉弗尔斯则例外，他是个惯偷，爱打板球，总是和那个兔子样的伙计邦尼在一起。我一直有些讨厌拉弗尔斯，这当然是传统的作用。他是个罗宾汉式的人物，可拉弗尔斯令人感到轻松。
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会出现如今这样的情况，看犯罪小说是由于喜好暴力，为了从野蛮行为中获得虐待的快感。
现在残酷行为几乎像每日的黄油面包一样普遍。当然，我称之为“仇视者”的只是极少数人，但是，像所有的少数派一样，这种人的能量远远超过多数人。
由于写作犯罪小说的缘故，我对犯罪学研究产生了兴趣。我尤其喜欢看那些与罪犯打交道的人写的书，特别是那些试图教育罪犯或是想办法对罪犯进行所谓“改造”的人写的书，我想现在人们会用更堂皇的字眼来形容他们。那些罪犯大概中了魔，就像弥尔顿笔下的撤旦的所作所为：他渴望显赫，渴望权势，渴望像上帝那样地高贵。他内心没有爱，也就不知谦卑。我自己常说，通过观察生活而得出结论：不懂谦卑就意味着毁灭。
写侦探小说的一大乐趣就在于有诸多体裁可供选择。
轻松型的惊险小说，这种小说写起来特别舒心；扑朔迷离的侦探小说，其情节复杂，颇费心思，值得回味；还有一种包含激情，我也只能叫它侦探小说，它充满帮助拯救无辜的激情，因为人们关心的是无辜者而不是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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