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2
我反对克隆人
由于克隆羊多利的诞生以及随后美国人希德声称要进行克隆人的实验，关于克隆人是否道德和应否加以禁止的争论活跃了起来。尽管科学界旋即又对多利实验的可靠性提出了有力的质疑，从而大大推迟了克隆人实验的可行性日程，但是，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势头看，推迟大概不会是无限期的。因此，相关的争论仍将不可避免。
我本人对克隆人持反对的立场，其理由如下？？
通过克隆的方式来繁殖人是不自然、反自然的。衡量生殖方式之是否自然，要有一个标准，便是自然界中实际发生的基本过程，此外不可能有别的标准。在自然界中，生殖方式是由无性向有性发展的，而凡是哺乳动物皆为有性生殖。倘若人为地加以改变，就是非自然，倘若这种改变产生了危害自然界生物状态的后果，就是反自然。有人断言：人是自然界进化过程的产物，人所做的一切都是这个过程的延续，因而都是自然的。这种逻辑抹杀了自然与非自然的界限。按照这种逻辑，就根本不存在任何非自然的东西了，甚至可以把灭绝人类和生物的核大战也宣布为自然的了。
通过克隆的方式来繁殖人也是不道德的。这首先是因为，克隆人违背和损害了人类的基本价值观念，其中包括人格的价值，即每一个人作为独一无二的生命体、作为个性的价值，以及情感的价值，尤其是以有性生殖为基础的爱情和亲情的价值。一旦个体的人可以通过无性的方式复制，这些价值皆从根本上被动摇甚至被摧毁了。其次，克隆人必将导致严重的伦理后果。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人类可能为了什么目的进行人的克隆？无非是两种情况。一是为了改良人种，通过克隆制造“优质人”，将体质上或智质上的优秀者大量复制，而淘汰劣者。姑且假定这一做法在技术操作上不存在困难，克隆出来的人的确能够继承其母本的优点，那么，剩下的问题便是决定谁有权被复制谁必须被淘汰了。不难想象，在此情形下，人类便会被划分为空前不平等的两大等级，人与人之间为了争夺蕃衍权而必将陷入空前激烈的斗争。另一可能的目的是通过克隆制造“工具人”，由于克隆出来的人是可以大量复制的，他们的生命将不被珍惜，人们完全可能、甚至必然会把他们用于战争或残害性实验。在此情形下，人类同样会形成两大不同等级，一是自然诞生的人，一是克隆出来的人，其间的鸿沟远甚于奴隶和奴隶主，从而形成新的奴隶制度。这种对于克隆出来的人的生命的态度也必然会殃及自然诞生的人，因为只要个人可以复制，对生命不尊重的态度一旦形成，两者之间的界限就很容易被打破了。很显然，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无论克隆的目标是“优质人”抑或是“工具人”，均隐含着人类自我毁灭的危险。
有人强调“科学无禁区”，以此为理由主张克隆人不应该成为禁区。还有人强调“个人的选择自由”，以此为理由主张个人有权选择克隆的繁殖方式。科学即对事物的认识诚然是没有禁区的，但技术即对事物的改变却必须有禁区，前提是不能危及人类的生存。至于“个人的选择自由”，当然也必须遵守这个前提。鉴于克隆人会危及人类的生存，我赞成在世界范围内通过立法严格禁止克隆人的实验。
1998.3
医学的人文品格
一
现代人是越来越离不开医院了。从前，人在土地上生息，得了病也只是听天由命，顺其自然。现在，生老病死，每一环节几乎都与医院难解难分。我们在医院里诞生，从此常常出入其中，年老时去得更勤，最后还往往是在医院里告别人世。在我们的生活中，医院、医生、医学占据了太重要的位置。
然而，医院带给我们的美好回忆却是如此稀少。女人分娩，病人求医，老人临终，都是生命中最脆弱的时刻，最需要人性的温暖。可是，在医院里，我们很少感觉到这种温暖。尤其在今日中国的许多医院里，我们感觉到的更多是世态炎凉，人心冷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医院如今是最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之一。
一个问题使我困惑良久：以拯救生命为使命的医学，为什么如此缺少抚慰生命的善意？没有抚慰的善意，能有拯救的诚意吗？
正是在这困惑中，甚至困惑已经变成了愤慨、愤慨已经变成了无奈和淡漠的时候，我读到了刘易斯？托马斯所著《最年轻的科学？？观察科学的札记》一书，真有荒漠遇甘泉之感。托马斯是美国著名的医学家和医生，已于1993年病故。在他写的这本自传性著作中，我见识了一个真正杰出的医生，他不但有学术上和医术上的造诣，而且有深刻的睿智、广阔的人文视野和和丰富的同情心。诺贝尔物理奖得主费因曼尝言，科学这把钥匙既可开启天堂大门，也可开启地狱大门，究竟打开哪扇门，则有赖于人文指导。我相信，医学要能真正造福人类，也必须具备人文品格。当然，医学的人文品格是由那些研究和运用它的人赋予它的，也就是说，前提是要拥有许多像托马斯这样的具备人文素养的医学家和医生。托马斯倡导和率先实施了医学和哲学博士双学位教育计划，正显示了他在这方面的眼光。
二
在这本书里，托马斯依据亲身经历回顾了医学发展的历史。他不在乎什么职业秘密，非常诚实地告诉我们，直到他青年时代学医时为止，医学在治疗方面是完全无知的，唯一的本领是给病人吃治不好也治不坏的安慰剂，其效力相当于宗教仪式中的符咒。最高明的医生也不过是善于判断病的名称和解释病的后果罢了。一种病无论后果好坏，医生都无法改变它的行程，只能让它自己走完它的行程。医学之真正能够医治疾病，变得名副其实起来，是1937年发明了磺胺药以后的事情。在此意义上，托马斯称医学为“最年轻的科学”。
从那以来，人类拥有了越来越多的从前无法想象的治疗技术。作为一个科学家，托马斯对技术的进步持充分肯定的态度。但是，同时他认为，代价是巨大的，这代价便是医疗方式的“非人化”，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一去不返了。譬如说，触摸和谈话曾是医生的两件法宝，虽无真正的医疗作用，但病人却藉之得到了安慰和信心。现在，医生不再需要把自己的手放到病人的身体上，也不再有兴趣和工夫与病人谈话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复杂的机器，它们横在医生和病人之间，把两者的距离越拉越大。住院病人仿佛不再是人，而只成了一个号码。在医院这个迷宫里，他们随时有迷失的危险，不知什么时候会被放在担架上推到一个不该去的地方。托马斯懂得，技术再发达，病人仍然需要医生那种给人以希望的温柔的触摸，那种无所不包的从容的长谈，但他知道要保留这些是一件难事，在今天唯有“最好的医生”才能做到。“最好的医生”？？他正是这么说的。我敢断定，倘若他不是一个公认的医学权威，他的同行一定会对他的标准哗然了。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制定这标准的那种神圣感情在今天已经成了人们最陌生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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