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定局”的日子，可以定为１１月３０日——重光堂 会谈以后，双方人马，各奔前程，梅思平、高宗武及情报司 的科长，担任正式通译的周隆庠经香港飞往重庆；影佐祯昭 及今井武夫，则径返东京，带去３个书面文件；一个口头协 议。 ３个文件以《日华协议纪录》为主，日本方面所希望的缔 结”日华防共协定”；承认”满洲国”；以及承认在”经济提 携”方面，日本有优先权等等，都包括在内。唯一可使”新 中央政权”自炫为成就的”日本于两年以内撤兵”这一条，军 部一看就把它涂掉了。
口头协议是由纸上作业化为具体行动的步骤，首先是日 汪双方认可《日华协议纪录》；然后，汪精卫于１２月５日前 后发表离开重庆，到达昆明，此时日本政府应该发表一个声 明，汪精卫紧接着通电响应，与国民政府断绝关系，并要求 国民支持他的”和平运动”。此外还带回去一个乐观的估计， 在中国的党政要人中，极可能还有几个人，追随汪精卫的行 动；包括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在内。
这些文件与协议，经过军部及内阁五相会议研究以后，作 成一个《日支关系调整方针》的文件，提经１１月３０日所召 开的御前会议裁定，立即就进入行动阶段了。
在汪精卫这方面，１２月２日由高宗武通知东京，汪精卫 已承认《上海协定》——《日华协议纪录》；预定１２月１０日 到达昆明，随即取道河内，转飞香港。过了四五天，又派周 隆庠到香港跟西义显接头，说汪精卫可能由昆明直飞香港；也 可能一到香港就会要求日本予以”政治庇护”。现任日本驻港 总领事中村丰一，不太熟识；希望能在１２月１０日以前，调 派熟悉中国情况，并为汪精卫所相熟的，外务省调查部长田 尻爱义，接替中村丰一。
当时继宇垣一成为外相的是，曾任驻华公使而升格为大 使的有田八郎。他对这个西义显转过来的要求，相当兴奋，亲 自安排将在休养中的田尻爱义自河原温泉召回东京，由陆军 派专机飞往广州；换乘炮舰于１２月１０日到达香港履新。但 是，汪精卫却还留在重庆。
原来汪精卫从重庆脱走，有个先决条件，就是必须在蒋 委员长不在重庆的时候；当时根据”南岳军事会议”的决定， 开始部署第二时期的抗日战争。蒋委员长认为日军利于速战 速决，现在经过中国１８个月的坚忍不屈，敌人”驱兵深入”， 到了孙子所谓”钝兵挫锐，屈力殚货”的地步；上驷亦成下 驷。加以日军进入长江上游地区，进入孙子兵法中所说的 “挂形”与”险刑”之地，正是依照我们预定的战略，陷敌军 于困境而莫能自拔的地位。
今后一方面要诱敌深入，相机歼灭；一方面更要在敌后 展开大规模的游击活动。因此，他在南岳军事会议结束后，即 由衡阳转桂林，指挥设置行营。策划华南的抗日战争，预计 总要１２月１０日以后，才能回到重庆；哪知蒋委员长由于桂 林的工作顺利，１２月７日飞回重庆。这一下，自然是将汪精 卫镇慑住了。
接到汪精卫延期脱出重庆的报告，近卫大感狼狈。因为 这件事已经上奏昭和；同时为了配合汪精卫的行动，而又要 掩饰预先勾结的痕迹，近卫预定发表的第三次声明，不经由 记者招待会，而用在”大阪公会堂”发表演说的方式去透露。 由于汪精卫的临事中变，对于昭和无法交代；”大阪公会堂” 的演说亦无法发表，岂不得已只好装病，取消大阪之行。同 时托宫内省大臣松平恒雄，向日皇作了解释。
这只是应付了眼前的窘境，对于汪精卫究竟能不能如双 方约定那样，顺利展开行动？近卫深恐受骗；有田的信心亦 大为动摇。这件事，在日本高层政治圈内，知道的人并不算 少；如果闹出一场笑话，不仅颜面有关，而且极可能爆发倒 阁的风潮；所以近卫在那几天，真有食不甘味之感。在重庆， 蒋委员长召集党政两方面重要人士，重申”我不言和则日本 决不能亡我”的看法，也昭示了”自力更生、独立奋斗”的 决心。在这次重要的会议中，汪精卫不敢公然谈和，不过他 的词令一向很巧妙，意在言外而见仁见智可作多样解释；他 说：”敌国的困难，在如何结束战争；我国的困难，在如何支 持战争。”意思是，如果我国肯结束战争，困难即可解除；同 时由于这也是解除日本的困难，因而可以争取到比较有利的 条件。但从另一方面看，亦可说只要我国能设法支持战争，则 日本的困难即无法解除，终必拖垮敌人而后已。由于这扑朔 迷离、莫衷一是的两句话，更使得日本外务省的”专家”，大 起警惕，认为汪精卫可能是跟蒋委员长在”唱双簧”，愚弄日 本，行一条缓兵之计。
到了１２月１４日，近卫接到通知，汪精卫决定在１８日那 天，脱出重庆；据说，这一次一定不会变卦了。
决定１２月１８日这个日子，是不难理解的，第一、蒋委 员长定在这一天飞到西安去主持军事会议；第二、正好是星 期日，利用各机关休假，联系一定不够迅速周密的空隙，利 用脱逃。所以汪精卫不但通知了日本，而且特派一名副官到 成都，通知新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陈公博，务必于１８日赶 到昆明。 １２月１７日星期六，汪精卫亲自打电话给交通部次长彭 学沛，要他预留几个最近飞往昆明客机的座位，彭学沛的政 治背景，本就属于汪系，自然唯唯称是；立刻通知欧亚公司 照办，而且将机票送到了汪公馆。但第二天得到消息，西安 方面天岂不好，蒋委员长决定延期两天飞西安。
这个意外的变化，为汪精卫带来了极大的难题；他跟陈 璧君、曾仲鸣关起门来反复商量，终于决定冒险也得走！因 为事机非常紧迫了，如果他打电话给彭学沛预留机位一事；或 者陈公博如约径飞昆明；或者日本方面有何配合的行动，在 在可使密谋败露。再一次失信于东京，整个计划也就完蛋了。
于是，他以第二天成都中央军校总理纪念周要作演讲为 藉口，在班机起飞之前３分钟，到达机场，除了汪精卫，只 有陈璧君与曾仲鸣；行李亦很简单。汽车直接开到机舱门口， 昂然登机——当时为防敌机袭击，政府所预定的客位，是何 人使用，照例保密，连航空公司都不知道，派在机场的保密 人员，一看是汪精卫，自然也不敢阻止。就这样轻易地飞到 了昆明。
哪知到了昆明，一下飞机，便知不妙。原来当陈璧君决 定接受日本的意愿以后，便只身飞往昆明去活动；由于昆明 与法属安南接界，所以云南的法国留学生很多。而云南的主 政者，不论是谁，在国际关系上，几乎毫无例外地，倾向法 国。这样，龙云以次的云南有力分子，在政治路线上接近曾 久居法国的汪精卫，是毫不足奇的事。
活动的结果，十分顺利；汪精卫两次的行期，都曾预先 通知龙云。只要他一到昆明，龙云立即发表”反蒋拥汪”的 通电；而且估计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亦极可能响应。但 就在第一次没有走成，到第二次终于走成的１０天之间，龙云 经过仔细算计，认为追随汪精卫行动，是件”前程有限，后 患无穷”的傻事。尤其是日本的”兴亚院”于１２月１６日正 式成立，充分显示了日本军阀以殖民地看待沦陷区；倘或日 本真的想求和，根本不必有此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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