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册_高阳【第1部完结】(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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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斌一片诚心,十分敬意,不由分说就跪了下去,端端正正地磕了三个头。定下了师弟的名分。

  孙奇逢确是看重汤斌,在松风白云之间,从容论道,隐隐然有传以衣钵的意思。但又劝他,说“内圣外王”,原无二致,只看各人的气质机遇而定;为学不宜独善其身,所以有适当的时机,还得出山;以圣贤的大道,见之于化民易俗的经世大用,更是弘道的要端。

  “老师训诲得是!”汤斌答道,“家母也是如此教我。”

  “这就是天理。令堂虽不曾读过多少书,只出于坦诚至性的话,自合乎天下之大道。

  因此,我常常劝人,要从日用伦常中去体认天理。”

  讲到伦常,汤斌便觉心头自有一股无可言喻的温暖和欣慰。君臣、父子、夫妇、朋友,汤斌对这四伦,自觉一无所缺;各尽其分,雍雍和煦,真所谓“名教中自有乐地”;如今得投这么一位老师,补足了师生这一伦,使得五伦一无所憾,岂非幸事!

  除了老师以外,汤斌亦颇得友朋之乐,觉得同门师兄弟,没有一个不是令人心折不已的。最投契的是魏一鳌,字莲陆,他是明朝的举人出身,做过山西忤州知州,颇有惠政;去官之日,也跟汤斌一样,一匹马一个书僮,萧然回乡。

  他的家乡是河南新安,也就是孙奇逢从易州再迁之地。等老师迁到夏峰,他虽不能移家追随,但隔一年必到夏峰,每到必有几个月的勾留;在夏峰他构筑了一幢简陋的茅舍,取“程门立雪”之意,命名“雪亭”。汤斌就受邀住在雪亭。

  魏一鳌是汤斌的“大师兄”,年龄比他大得多;但用功之勤,与正在壮年的汤斌,一式无二。他精于史学,孙奇逢说他“上下古今,视千秋如旦暮”,因为有这样超脱的心情,所以对眼前的一切,都能视为浮云;汤斌原来亦是有意于史学的,在他这位“大师兄”处,很得了些益处。

  第二个是赵御众,字宽夫,他是孙奇逢的同乡;真隶滦州人,中过秀才,因为绝意仕进,所以就不再应考。他很早就是孙奇逢的学生;为学的功夫,讲究“事心如事天”,经常念着两句诗:“垂名千古易,无愧一心难”。为此每日惴惴然,唯恐此心坠落;自我检讨不止于“日三省吾身”,自觉做错了一件事时,往往千方百计去弥补。孙奇逢曾拿他与汤斌并称,说“汤孔伯之端亮,赵宽夫之善补过。求之古人,不可多得。”而汤、赵二人与魏一鳌亦被公认为孙奇逢的三大弟子。

  不久,又来了一个同门,是汤斌的同年好友,名叫耿介,本名冲壁;因为有“耿介拔俗”这句话,所以改了单名。他是河南登封人,顺治九年与汤斌同时成为进士,在翰林院时,与汤斌同住一间屋,彼此以淡泊宁静相砥砺,成为金石之交,情谊极深。

  翰林院散馆,两人都授职检讨,只是分发的衙门不同,汤斌派在国史院,耿介派在秘书院。当顺治皇帝选派学行俱优的翰林出任地方官时,耿介亦在名单之中,被任为福建按察副使,辖区是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延平、建瓯六府,经常出巡,事先下札,严厉禁止迎送馈赠,真正耿介拔俗,不愧其名。

  到了康熙元年,由福建调到江西,做鄱阳湖东岸的“湖东道”。这个缺后来裁掉了,耿介因为治绩优,调为直隶大名道,辖区当河北、河南、山东交会之处,自古以来就是军事重镇,也是有名的烦剧难治之区:他的居官信条是:除积弊、革冗费、戒贪墨。恩威并用,政绩大着,是个响当当的清官。

  在大名道任上,自然也遇着“逃人”的案子,而且因为地处冲要,比汤斌在潼关遇到的多得多,一年工夫,有三百多件,平均每天就有一件。

  耿介也跟汤斌一样,认为“功今固严,曲其全由我”;三百多件“逃人”案,本地的百姓,没有一个牵连在内。光是这一项惠政,就使得属下百姓感戴不止了。

  在任只有一年多,由于他的母亲去世,丁忧告归。服满以后,家居不出;这年想起汤斌,由登封到睢州专诚访晤,登门才知道他“仕优而学”,到了夏峰。耿介也是久仰孙奇逢的,回里以后,摒挡就道,跟汤斌做了同窗。

  汤斌接到消息,亲到山下迎候,接着了欢然道故,喜不可言。

  三藩乱起,朝廷诏举贤才赴军前效力。这时最得康熙皇帝信任的一个大学士熊赐履,奉旨主持此事。

  熊赐履字敬修,湖北孝感人;他比汤斌晚两科,是顺治十五年的进士,也是个“道学先生”,由于皇帝崇尚理学,熊赐履深受敬重,他著过一部谈心性的书,题名《闻道录》,说“圣贤之道,不外乎庸,庸乃所以为神也。”这个议论很新奇,但其人之庸,也是可以的了。

  他跟汤斌的理学,路数不同,只是汤斌并无门户之见,所以笃信程朱的熊赐履,对他并无恶感;问到左都御史魏象枢说:“我从前读过汤斌的文章,只是不识其人,你看此人如何?”

  “汤斌是有道之士。”

  “那好极了!我想上奏章举荐他。”

  “举荐此人,诚然适当。一不过,”魏象枢顾念汤斌的境况,代为辞谢,“他此刻在苏门读书,家贫亲老,恐怕到军前效力的行装都办不起。我看免了吧!”

  熊赐履听得这话,只好死了举荐汤斌的心。

  但即令征召,汤斌也一定会辞谢,因为这时孙奇逢下世,夏峰子弟,无不哀思浓重,失了常度,在孙奇逢死前的那几个月,汤斌日夕所思的,就是如何从老师那里多得一些教益。而孙奇逢也持着约略相同的想法,他已经九十二岁,除了重听以外,看来身体还相当健旺,每天一早起身,拜谒过祠堂,就端然坐在兼山堂上,应接问业的弟子。或者远道慕名而来的宾客,仿佛整日都无倦容。其实那是凭多少年修养的功夫在支持;他是最知天命的,得此高寿,已觉上天眷顾特厚,抱着随时可以撒手尘寰的想法,就更不肯虚耗寸阴,想到理学上的一些成就,大致都已传授了弟子,但平生所经历的忧患艰险,所见到忠烈义行,没有机会能够纪录下来,流传千古。是一大憾事,要趁有限余生,加以弥补。

  这就很容易地想到了汤斌,因为他一向有志于表扬忠臣义士,而且兼具史识、史学、史才之长处,是记述他的遭遇的最适当的人选。

  “孔伯!”他说,“行年九十有二,家近京畿,颇有见闻,不忍湮没;如果我不告诉你,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义烈之行,不为后人所知,想来你亦当引为憾事!”

  “是!”汤斌兴奋地答道,“固所愿也,不敢请耳。”

  “等我细细告诉你,此亦是千秋之业,我们定一个日课,我迷你记,记好了我再看一遍,如有说漏,我替你订正。”

  “是!我照老师的吩咐做,时间我看不必固定,老师得闲,或者兴致好的时候,随时唤我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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