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管它有济、无济，只要上一个奏折，为朋友的心就尽到了。”
“是这样子吗？”
“是的。”
这一下李光地无可推托了，但他自己不肯写奏折，恐怕叙到当日之事，前言不符后语，为徐乾学抓住把柄，所以这样答道：“我拟奏稿，恐怕不能尽心，你替我代拟一个。”
徐乾学答应了。拟好一看，大致无碍，李光地为了留下将来可以不承认出于己意的退步，一字不易，照缮呈上。
荣枯之间，相对映照有如天堂、地狱的，就是李光地与陈梦雷。此时一个在狱中含冤受屈，命已不保，一个却是金马玉堂，平步青云--李光地到京，已授职为内阁学士。
庶吉士散馆，能够留馆授职为编修或检讨，已是令人艳羡的事，因为清秘之职，升迁特快；然而也快不过李光地，他授职即请假，待在家里升官，七年工夫，由编修一跃为二品大员，做的是最重文采的翰林官，却以军功超擢，这都是空前绝后的异遇。
然而李光地的功名虽得意，声誉却不甚高明，因为陈梦雷几次呼冤，已经江谒老师同年，虽不便说出合作投机的行为，对蜡丸书应有他的名字，以及李光地如何请他的叔父李日（火呈）到福州探听虚实，以定行止的情形，说得凿凿有据。李光地不够朋友的名气，在他的同年中，已经无人不知。
结果，陈梦雷免死，改为充军奉天，但李光地却不肯承认是他的力量。同时，他有心排挤陈梦雷，亦是彰明较着的事实。陈梦雷虽得活命，一口怨气仍难咽下，在狱中写下一篇与李光地的《绝交书》，其中有段话说：
年兄家居安溪，在六百里之外，万山之中，地接上游，举族北奔，非有关津之阻；徜徉泉石，未有征檄之来，顾乃翻然、勃然忘廉耻之防，徇贪冒之见，轻身杖策，其心殆不可问。
这是因为耿精忠在康熙十三年三月起事，而李光地在端午之前还到已经沦陷的福州去过。
如果李光地真的是效忠清朝，则耿精忠在福州起事，闽南还安然无恙，大可出江西北上。洁身自保，而起初请他叔父到福州探听消息；继于端午节前，亲入虎穴，此一行有何理由，目的何在？陈梦雷所指的“其心殆不可问”，真诚诛心之论。
这篇《绝交书》由于徐乾学的协助，广为传播，使得李光地的“卖友”之名，喧传入口。这一来，他在京里，立足不住，不能不“避风头”；在康熙二十一年，以奉母回籍为名，请假回到福建。一住住到康熙二十五年，才又进京，当了翰林院掌院学士。
这是个异常清高尊贵的职司，向来非德高望重的翰苑前辈，不足以领袖群伦。李光地的资望、人品、学问，都谈不到此；所以大家都看不起他，特别是徐乾学，处处与他作对。如今因为郭琇同为同年，他来探望的用意，一则是拉拢交情；再则是看不惯徐乾学和高士奇的行径，有意揭发，希望郭琇能够以御史的身分，上奏严劾。
“‘四方玉帛归东海，万国金珠贡淡人’这两句话，我也听见过。”郭琇问道：
“我就不明白，高淡人有何神通？能这样子得皇上的信任！”
“这话说来就长了。要从他的出身谈起--。”
淡人是高士奇的别号，一字江村。他跟陆陇其同乡，籍隶浙江平湖，但又自称杭州人。
他的出身不高，而志向甚高，在康熙初年，自己挑了一担行李，到京城里去找机会。
天子脚下，万人如海，要找机会，真如大海捞针；兼以“长安居，大不易”，结果流落在报国寺，卖字糊口。
有个人叫祖泽深，是明朝的总兵，大渡河之役，投降了清太宗的祖大寿的儿子，偶然逛报国寺，看高士奇写得一笔好字；不由得想起一件事--索额图门下一个得势有权的家人，要用一个读书人，替他料理文字，顺便教他的儿子读书。有点骨气的读书人，岂肯做奴仆的门客？所以祖泽深虽“受人之托”，却一直不能“忠人之事”，这时看到高士奇这般憔悴沦落，认为不妨试探一下。
高士奇心想，“宰相家人七品官”，做这个西席也可以；而且索额图是椒房贵戚，声势煊赫，也许就此得能搭上了线，青云直上，因而欣然许诺。
索额图不好亲近文士，与明珠门下，大异其趣。因此，有一天要写封要紧的信，竟一时无人可找；高士奇的东主，索额图的奴才，便把他荐了上去。这一下便升了级，成为索额图的门客，相府里上上下下都称他“高相公”。
“高相公”善于做低服小，机巧灵活；索额图便把他举荐到御前，做南书房翰林，成了天子的文学侍从之臣。
皇帝虽然崇信理学，也懂得西洋的天算之学，但文采方面，不过尔尔；却好高士奇也是半瓶醋，跟皇帝谈起来，程度深浅相似，趣味亦相仿佛，所以十分投机，加上他那一笔好字，着实可爱，便颇受信任。
高士奇事君，得个“小”字诀，皇帝只要找他，他一定在；皇帝问到什么，他一定能够回答--高士奇不是什么博学高才，他另有诀窍，每天一早进宫，先找在御前当差的小太监来问，皇帝昨天看了些什么书，说了些什么话，讲一件便送金豆一粒，多讲多送，往往一袋子金豆，到晚上倾囊而出。因为如此，皇帝有所垂询，他早有准备；同时皇帝的喜怒好恶，他亦无不了解，曲曲应付，自然合拍，成了皇帝左右少不得的一个侍从。
他在南书房的职司是缮写密谕，加上他从小太监那里所得到的有关皇帝的起居动向，因此他是最了解皇帝意旨的人，这就成了高士奇招权纳贿的凭借。祸福之间，往往决定于消息的灵通与否，高士奇在这方面独擅胜场，所以他用“门路独真”的话作招摇--这话不假，走别人的门路，力量达不达得到御前，大成疑问，亦无可究诘，只有高士奇，随时可以找到跟皇帝进言的机会；当然他是用旁敲侧击，迂回婉转的方式，使皇帝在不知不觉中听了他的话。
高士奇是很得意了，家赀巨万，在老家置了千顷良田；杭州西溪盖了一座很大的别墅。皇帝不论巡幸何处，都要带着他走，既富且贵，尊荣无比，但有两件事美中不足。
一件是高士奇虽蒙特赐“同博学弘词试”而成为翰林，人值南书房，而肚子里“火烛小心”，翰林任缮写之事，岂不等于乡试会试阁中的“誊录生”？为此他发愤要著书，一本叫做《左传纪事本末》，是东抄西袭，杂凑成书的东西，一本叫做《天禄识余》，是因为他能看到深藏禁中，为外间所难寓目的秘笈，想卖弄炫耀一番，结果弄得笑话百出，前人已经发明考证过的，他自以为独得之秘，沾沾自喜。
此外，又花钱请人做了几本书，都是关于《左传》的，因而他便以专治《左传》，自鸣得意。深于世故的，不过暗中冷笑；年少气盛，而又才大如海像朱彝尊这样的人，就免不了要说话了。
朱彝尊自己史馆外放江南副主考，回京复命不久，即在翰林院供职；当时鸿博四布衣，李因笃不受职而归，便成了三布衣，翰林院中凡有重要文字，都归三布衣起草，名重一时，不兔遭忌。以后朱彝尊奉旨人值南书房，与高士奇成为同事，相形之下，好的愈显得好，不行的愈显得不行，高士奇便把他看成了眼中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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