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册_高阳【第1部完结】(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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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斌无意与任何人为敌,但偏偏遇着治下河一案,他不能不率直陈言,也就不能不得罪明珠所支持的靳辅--就由于入京第一天的奏对,揭穿了萨穆哈的复奏不实,因而皇帝震怒,革了他的职。同时,再次召见汤斌,商议如何浚治下河。

  “靳辅以为开海口,有海水倒灌,盐分坏了田地的弊病。臣以为不必忧虑。”汤斌答道:“臣曾询问当地土著,北宋范仲淹筑堤时,海水与堤防甚近;现在海水远者百里,近者六七里,储有缓冲的余地。而且海之潮汐,犹如人之呼吸,涨潮有一定时刻、一定分量,平日海潮涨时,原不甚远。江河之水为海潮所涌,则是江河之水,并非海水。至于飓风海啸,是非常的灾异,岂能预计?”

  皇帝对于西洋的天算之学,颇有研究,深明潮汐与天时相互有关的道理,所以觉得汤斌的分析,颇为实在,因而作了开海口的决策,发帑银二十万两,命工部侍郎孙在丰,驰驿前往经理其事。

  孙在丰是浙江湖州府德清县人,康熙九年的榜眼,禀性平和,也是个肯做事的好官。

  一到了江淮黄河下游,次第兴工,溶深海口;正当工程进行得很顺利的时候,下河突然在十天当中,涨了好几尺的水。仔细勘查,才知道上游的减水坝,一齐开放;诸流汇集,灌向下河,自然要涨水了。

  这是不是河道总督靳辅有意捣乱,谁也不敢说。但水势一涨,施工便困难,孙在丰唯有飞章入奏,请降旨命靳辅封闭所有的减水坝。皇帝得奏,特开廷议;奉召与议的,有汤斌,也有户部尚书余国柱。

  “减水坝是为了泄洪之用,作用重在流通;如果尽行封闭,水无出路,万一溃决,为害甚大。”余国柱说:“臣前在江苏,曾周历沿河各地,深知形势。孙在丰所请,宜不准。”

  余国柱的意见,就是明珠的意见,颇有人附和其议。皇帝便问:“汤斌有何话说?”

  汤斌徐徐答道:“臣前在徐州一带视察河工,就觉得减水坝太多。臣闻以前只有四坝,现在增至三十多处;涨水时,自易于宣泄,但平时如果不塞,则水势分散,河流缓弱,泥沙易于淤积,河底渐高,于运道大有妨碍。”

  这是间接反驳余国柱之说:“水势分散,河流缓弱”,何来溃决之虞?

  余国柱知道皇帝英明过人,一定能够从汤斌的话里,找出言外之意,因而立即为他自己也为靳辅辩护,“减水坝乃是明臣潘季驯的成法,”他说,“行之有效,所以靳辅仿效,并无错误。”

  潘季驯是明朝万历年间,受张居正的支持,治河有功的名臣;余国柱拿他来做挡箭牌,是很高明的一着。只是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当场为工部尚书杜臻找出毛病。

  “靳辅的减水坝,与潘季驯的不同。”杜臻毫不思索地接口,“潘季驯的减水坝,是放水出海,靳辅的减水坝是放水人田”

  这就是说,同一减水坝,去路不同,潘季驯的泄洪道,通向海口,而靳辅所开的泄洪道,通向平衍之区,这流向的内外不同,与洪水的宣泄大有关系。

  这一来变成各持一说,而孰是孰非,似乎只有身任其事的人,才能判断究竟。余国柱正好借此解除他眼前的困境,当即建议:“臣以为宣召靳辅及孙在丰到京,各陈所见,以定取舍。”

  “孙在丰不必回京!”皇帝作了极明快的裁决:“他的要求,不过上游不要放水而已!如果叫靳辅去治下河,试问上游不塞,他能在下河一片汪洋之中施工吗?以前靳辅也面奏过,治下河需先堵塞上游的减水坝;如今孙在丰要这样办,他又说不可以,这不是明明有意阻挠,跟孙在率为难。靳辅应该进京,等我当面问他。”

  靳辅是明珠所支持的,如今落得这样一个结果,自是对明珠的一大打击;这个打击,足以影响他的“买卖”,因为地方大员都恃明珠为护符,按时致送“平安钱”以保无事。

  现在拿靳辅的情形看,送了钱依旧不得保平安,那又何苦再花冤枉钱?

  为此,明珠门下,余国柱及左都御史佛伦等人大感恐慌,而推原论始,都因为廷议中皇帝听了汤斌的话的缘故,真如曹操说刘备的“卿不死,孤不得安!”不但要驱逐汤斌,甚至巴不得他一命呜呼。

  这些情形,汤斌并不知道,中怀坦荡,根本就不会而且也没有工夫去计较个人的得失。但是,有些人是知道的;其中之一就是郭琇,为此特地去拜访汤斌,提出忠告。

  “多谢关爱!”汤斌这样笑道,“华野,我今年六十岁了,去日无多,不宜为此亲怀。诸葛武侯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道尽千古臣节,我虽愚,窃慕此语。”

  “唉!”郭琇长叹,“潜公,我真替你着急。”

  急的是汤斌那副不在乎的劲儿。君子与小人之争,君子往往斗不过,就因为这种不在乎,才处处予人以可乘之机。

  汤斌当然懂他的意思,反倒安慰他说:“当今皇上,不是明朝中叶以后诸帝,偏听不明,你不必为我着急。”

  这倒是实话,郭琇点点头说:“靳辅就是。”

  大家看靳辅受皇帝洁责,以为圣眷已衰,颇有人落阱下石,说他治河十年无功,应解职听勘,皇帝不以为然。

  皇帝是这样说:“治河甚难,靳辅看得太容易了;所以功效不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明显。如果他这样的人要议处,以后继任的人,惴惴不安,更难着力。靳辅不必有什么处分,只责成他努力督修好了。”

  郭琇由于汤斌拿这个例子来说明皇帝内心自有权衡,绝不致偏听谗言,想想不错,也就替汤斌放心了。

  靳辅被召到京,由大学士及九卿先行询问,为了开溶海口,闭塞减水坝,到底可行与否?结果是如此复奏:

  据靳辅云:“高邮之南两大减水坝,自正月可塞至五月;其三小减水坝,自正月可塞至三月。高邮州之北,其坝亦有可塞之处,惟高家堰,断不可塞。”其应塞之处,前与孙在丰会议时,并未议出,殊属不合,应将靳辅交与该部议处。

  这是明珠与余国柱所密议的避重就轻之道。皇帝心里很明白,但他不愿说破;治河是治河,党争是党争,后者的是非暂且可以不问,免得把情势弄得更复杂,更暧昧,以致减水坝该塞不该塞的是非,更难搞得清楚。

  因此,他对大学士九卿所上的这道奏疏,暂且不批,只传旨“御门”召靳辅、汤斌,及大学士问话。

  “开溶下河,其要点在塞高家堰的坝,不在塞高邮的坝。上游的这个大坝不塞,何益之有?”皇帝问道:“大学士、九卿是这样问你的吗?”

  不问本题,先问到问的是什么话,就见得皇帝唯恐臣下有成见,该问的不问,不该问的偏问,将是非颠倒了。而也亏得有此一问,靳辅才有机会陈述他的意见。

  “大臣所问,与皇上垂询,有一处不同。”他这样答道:“大臣问:‘你如果堵塞淮水人黄河之口,令水流入七州县,则下河修治,必致迟误。’臣谓修理正河经费尚忧不足,何能更有余款,堵塞无用之口?且黄水强则流入淮河,并非人力所能禁止。臣如阻挠溶治下河,岂能逃避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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