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一儆百，手刃党人周荣棠，吓坏了在座的将佐，果然无人再敢有异动。
但有关被黎元洪杀死的这名党人，却成为了一个悬案：熊秉坤忆述，该党人的名字叫周荣棠。而《武昌革命真史》及《湖北革命知之录》两本书中，却说这名党人叫周荣发。周荣棠与周荣发比较接近了，但还有书上说黎元洪杀的党人叫邹玉溪，另有书本信誓旦旦，坚称黎元洪杀的人名叫张立成……
那么这个黎元洪，他到底杀了谁？
说过了，武昌秩序已经大乱，而且再无可能恢复到原有状态，这就意味着此前的一切终将无可追述——也没必要再追述。
稳定了会议厅内的情势，黎元洪刚刚松了口气，这时候楚望台、蛇山两地突然同时向营中开炮，是否有人被火炮打死，这事不清楚，反正是营中士兵齐声鼓噪起来，大家都不想被革命党的火炮打死，与其被人把命革掉，不如冲出军营，去革别人的命。
士兵鼓噪，局势失控，这时候黎元洪不能不说话了。
黎元洪说：
你们这些将佐，现在暂时回营，带自己的部众离开军营，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别让大炮轰到。如果你们能够维持住部属的情绪，不负圣上皇恩，那我黎元洪感激不尽。如果你们能够一直维持住局面，避免让部属士兵参与到谋逆事件中去，朝廷必然会有嘉奖——但如果你们自己无法控制军队，又或者是你们也卷入到叛乱之中，那么，我黎元洪将不能再对你们承担责任。
吩咐过这些话，众将佐心神不安的离开，只有执事官王文澜，参谋刘文吉不走，刘文吉对黎元洪说道：黎协统，你的家就在中和门内，乱党一旦起事，中和门必然是首当其冲，依我二人之意，不如去我家暂避一段时间，我家住在黄土坡，那里偏僻，也比较安全，周某原以身家性命，护得黎协统安全。
黎元洪听了，感动的说：小刘啊，古人云，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臣诚，此言诚不我欺也。我往日待你，未必有对外边的那些人更好，可是你看看外边那些人，金玉良言，苦口婆心，硬是一个字也听不进去啊，非得要打要杀……
王文澜，刘文吉忙道：黎协统不要伤感了，就算是不为了您自己，您也要为家小考虑吧？就跟我们去黄土坡吧。
于是黎元洪一家，由刘文吉保护着，搬到了黄土坡。到了地方，黎元洪说：小刘啊，我好歹是你的老长官，这吃穿住用，不能让你掏钱，我来……对了，临走心慌匆忙，我家里的钱，都没有带来……有了，我叫挑夫替我回家取一下吧。
结果就因为这个挑夫，最终让党人追查到了黎元洪的行踪，并随之而来。
【08.革命的逻辑解析】
或曰：黎元洪并非革命党，他甚至手刃了一名党人，然则其余的革命党人，缘何还非要他出来革命呢？
这个原因说透了，就两个字：
年龄！
年龄是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说，但凡一个年轻人，只有有一腔正气，看到现实诸多不平之事，就会萌生革命之念，有着一种替这世界重新界定游戏规则的冲动。
再者，革命思潮兴起于晚清，正是中国从农业时代进入商业时代的开始。商业时代与农业时代的法则，完全不同。在农业时代，是以家族为生产生活单元的，一个男丁刚刚长到十几岁，正自懵懂无知，不辨东西南北，家族已经替他娶了媳妇，和一大家人合吃大锅饭，听从老族长的命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时候的年轻人承受着旧有大家族的压迫，纵然有什么革命的欲念，就必须先冲破封建大家族，这大家族冲不破倒还罢了，一旦冲破，就会发现荒天茫茫，四海无垠，到处都和自己所居一无区别的大小家族，自己孤单单一个人，吃没得吃，喝没得喝，只能成为社会的游民，朝生夕灭，沦为街头饿殍。
但到了晚清年间，中国社会开始由农业时代向商业时代转型，原始的农业大家族开始解体，十几岁的年轻人被抛到了社会上，再也没有了家族替他们娶媳妇，再也没有人管他们的吃和喝，一切全都指望他们自己——按理说商业时代正是年轻人奋斗的好时季，奈何中国正值穷困，一个年轻人空手赤拳来打天下，少焉者几十年，多焉者一辈子，才能够取得一点点社会地位，填饱自己的肚皮。
然而一个人的年轻时代，正是各种欲望喷薄欲放之时，要爱情，要女人，要钱，要地盘，要势力，要号令天下，要赢得每一个人对他的尊重……但空手赤拳的年轻人，绝无可能获得这些。
等他们获得这些的时候，他们已经老了。
也有极少数极少数年轻人心思灵巧，能够依附体制分得一杯羹，这样就解决了他们的所有欲望，有钱，有地盘，有女人，也就能够赢得别人的尊重。
但对于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说，或者是因为个人的价值观念不同，或者是因为能力的取向有偏差，或者是机遇不对，总之，绝大多数年轻人，在社会上的成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他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人生的尴尬：
当他们年轻，有足够的精力满足自己的欲望时，却缺乏这样的条件。而当他们有了条件，却又已经没有了欲望。
如何才能够在还有欲望的情形下，创造出满足自己欲望的条件呢？
答案就是颠覆旧有的社会秩序，让自己的欲望，与满足欲望的条件对接上。
这种对旧有社会秩序的颠覆，如果是一个人跑单帮来干，那就是强盗，是匪寇。如果是一群人来干，那就是革命了。
所以说，所谓的革命，是年轻一代对老人的革命——你什么时候见到一伙老头吵闹革命？
这样革命者就走入了一条分歧之路，投身于革命的年轻人，莫不是醉心于颠覆旧有社会秩序，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预期。但年轻人不知道的是，旧有的社会秩序不是哪个人制定的，它是整个社会博弈力量的均衡布局，这种均衡布局是由人性所主导，纵然是再不完美，可是它具有强效的稳定功能。
而这就意味着，革命后的社会秩序，与革命前的社会秩序并无区别，它必然是一个分层级的社会结构，不同的只是谁居于权力的巅峰。
事实上，绝大多数革命者，只有颠覆旧有社会秩序的暴力冲动，却缺乏建设新社会秩序的创意——破坏是容易的，一个人就能够做到火焚督署，但建设，却不是一个人的工作。
在首义之日的武昌，面临着贼寇，滥杀，与士兵百姓大面积逃亡的现实，这时候的建设就意味着中止这一切——不是你想中止就能够中止的，这时候需要的不再是暴力冲动，而是一个人在民众之间的威望。
革命党人无疑都是破坏的专家，但临到建设，他们就束手无策了。纵然是他们知道应该怎么做，也是枉然，因为他们缺乏威望，民众压根不知道他们是谁，所以他们发布的命令，不会有人理睬。
革命党人要想中止武昌城混乱的局面，稳定革命形势，就只能——敦请黎元洪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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