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袁世凯步入绝境之时，正是日本人极度亢奋之时。先是黑龙会内田良平召开大规模的国民外交同盟会，谴责袁世凯，号召中国人行动起来倒袁。而后北京日侨上书外务省，是为《对支意见书》，要求日本采取有效的军事行动。
于是1916年3月7日，在日本陆军的建议下，内阁通过七条决定：
1.在华建立日本霸权。
2.袁世凯是此目的的唯一障碍，必须铲除。
3.让中国人自己来摆脱袁的统治。
4.避免公开干涉。
5.承认南方为战争团体。
6.通过民兵支持反袁势力。
7.由参谋本部协调反袁行动。
决定中公开提到，任何一个继袁而起的人，都会叫日本更感兴趣。参谋本部随即向大仓、久原等大公司筹款，以支持中国的反袁武装力量。肃亲王善耆收到100万，岑春煊收到100万，孙文收到60万，黄兴、陈其美各收到10万。
日本人在中国的军事行动，就这样开始了。据王忠和所撰《袁世凯大传》中说：
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山东土匪吴大洲的山东护国军于5月5日在周村宣布独立，国民党（实为中华革命党）陈其美、居正的东北军于5月23日在潍县宣布独立。其实，青岛的日军守备司令部是他们的根据地。居正名为总司令，但一切得听从日本人的命令，他的东北军竟有飞机两架以及毒气发射器等先进武器。在东北军进攻潍县时，虽然总司令是居正，实际指挥的却是日本人。这之后，东北军对济南、高密等地发动进攻，都有大量日本人参与。
有关这段旧事，革命元老马超俊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提及过，并声称他亲自对济南城投下了炸弹：
……总理派我组织飞行队，会同华侨义勇军前往青岛，转赴山东潍县。当时居正在潍县主持中华革命军东北军，自任总司令，邵元冲做潍县警备司令。我们到后，由蒋中正参谋长亲加点阅，令驻在北校场加紧演习，那时飞机还没有到。刚刚把张树元与马良打退，不久来了两架小飞机，仅有一架能飞。五月中旬，我与刘季谋奉命飞往济南，轰炸山东将军府，投掷炸弹，声震全城，将军张怀芝仓皇失措，我们也感到很有趣。
马超俊这段回忆录中，有一个明显错误，他说山东将军是张怀芝，但张怀芝任将军是6月份以后的事儿，5月时山东将军尚是靳云鹏。这个细节无关紧要，或许是年代太久远，记忆上的差错，在所难免。
但中华革命军实际上就是驻青岛的日本兵，这却从马超俊的回忆中得到了证实。老马提到了两架飞机，说有一架还不能飞，不能飞的飞机，显然不可能是从太空掉落到地球上来的，它必然是停在山东境内的某个地方。在当时，山东境内能停两架飞机以上的地方，只有青岛的日军机场。如果不是这样，马超俊也不会闪烁其词，躲躲闪闪。
另据刘秉荣先生的《护国大战》，以居正为总司令的中华革命军，聘请了日本人萱野长知为顾问。于是萱野长知慷慨撰文，指控袁世凯政府聘日本人为顾问，并以此为由，号召全中国人民起来打倒袁世凯。这个指控，就是中华革命党发布的第20号通告，具体时间是当年的2月25日。
通告的最后，黑龙会妙风使萱野长知，向全中国人民大声疾呼：
刻下云，贵义师已达重庆、益州天府，早入势力范围：桂、粤、陕、甘、长江流域各省，亦已筹备成熟，待机即发。尚望内外同胞各竭财务，尽匹夫之责，成救亡之功，庶几直捣云，荡涤瑕秽，不难计日以待也。事机迫切，特此通告。
看看萱野长知的怪异文风，我们才知道袁世凯是多么可怜。说到底，老袁就是犯了傻，得罪谁也不该得罪日本人，得罪中国人真的没关系，可你得罪了日本人，阻挠日本人在中国建立霸权，就会有太多的中国人来搞你。看看老袁，他现在有多惨。
【08.孙中山是纵横家】
是年4月27日，“新裕号”沉没恰好一周，孙文先生乘近“江丸号”自日本启程，赴上海，同行者有廖仲恺、戴季陶、张继，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等。
5月1日，孙文先生抵沪，9日发表第二次讨贼声明，称：
除恶务尽，对于袁氏，必无有所姑息。以袁氏之诈力绝人，犹不能不与帝制同尽，则天下当不复有袭用其故智之人。
这个声明，就一句话：袁世凯必须死！
孙文先生能够安然回国，标志着袁世凯已经失去了最后的控制能力。也就是说，他的死期，真的到了。
当孙先生行将取得他的胜利之时，我们就必须要弄清楚，孙文与袁世凯，这二者的区别在哪里？
先看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在其《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对袁世凯的评价：
他天生是一位实践家，而非理论家。他没有构想出改良方案，也没有为这方案制定一系列原则，而只是实践了这一切，并证明它们的可行性。
费正清教授的意思是说：袁世凯，是个干事的人。
那么孙文呢？
刘禺生所著的《世载堂杂忆》，提到孙文先生自述的讲演妙法：
一、练仓皇。身登演说台，其所具风度姿态，既须使全场有肃穆起敬之心，开口讲演，举动格式，又须使听者有安静祥和之气。最忌轻佻作态，处处出于自然，有时词旨严重，唤起听众注意，却不可故作惊人模样。予少时研究演说，对镜练习，至无缺点为止。
二、练语气，演说如作文然，以气为主，气贯则言之长短，声之高下皆宜。说至最重要处，掷地作金石声。至平衍时，恐听者有倦意，宜旁引故事，杂以谐语，提起全场之精神。谠言奇论，一归于正，始终贯串，不得支离，动荡排阖，急徐随事。予少时在美，聆名人演讲，于某人独到之处，简练而揣摩之，积久，自然成为予一人之演说。
正如我们所知，孙文先生是一位职业鼓动家，以说和写起家，一生花费大部分时间，用于筹集款项——就是劝大家把钱交给他的意思。
如此说起来，相比于大儒王闿运，及其弟子门人杨度，孙文先生才是位货真价实的纵横家。细审先生生平，与战国年间的苏秦、张仪果然是一般无二，都是周游于列国之间，以其精湛的辩才，游说诸侯。如果说二者一定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苏泰的活动范围狭窄，仅限于东方六国，概因当时交通工具不发达，苏秦出门游说，只有牛车可坐，速度拖累了他。而孙文先生则是以整个地球为战场，游说他所能遇到的任何一个人，劝说对方支持他。此外，就是孙文先生的纵横史被涂抹上了一层现代政治色彩，所以他的事业，比纵横家始祖苏秦更大。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确定，袁世凯是实干家，而孙文先生则是纵横家。那么实干家和纵横家的区别，又在何处呢？
实干家琢磨的是事，纵横家琢磨的是人。
事实上，袁世凯正是靠了琢磨事而起家，他在小站练兵，就必须琢磨古今中外所有可以借鉴的军事思想，不琢磨这些，就不可能有北洋军事集团的出现。而孙文先生则致力于琢磨人，认为唯有人才是最关键的，因为事情是人做的，做好做坏，效果如何，全都取决于人，如果把人琢磨透了，事情也就做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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