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日本人分两伙，平山周、北一辉、和田三郎这三个人一伙，合起来暴打宫崎寅藏，打得宫崎寅藏吱哇惨叫，满地乱跑。
同盟会的兄弟听到黑龙会打架，章炳麟、张继、刘师培、谭人凤以及田桐急忙赶来劝架，这一劝架才知道，原来孙文还从日本政府那里拿到了五千元，而黑龙会之所以设宴，正是孙文保证再也不回到日本的表示。
霎时间同盟会诸人目瞪口呆。居然会有这样的事？
那孙文口风够紧的啊，一个字也不透露，把大家全都蒙在鼓里了。
张继第一个大叫了起来：这是受贿！孙文被收买了！此举有损同盟会的威信！
他声称——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之命！
章炳麟则是拿起笔来做刀枪，将《民报》上孙文的照片撕下来，批上“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的字样，然后把照片和批语贴上邮票，寄到了香港，以羞辱孙文。
章炳麟，张继等人发火还是有理由的，说得过去，可是宫崎寅藏那几个日本人又是什么原因，打成一团的呢？
这事说起来，就有趣了。
概因扶立孙文为同盟会首领，是宫崎寅藏的力荐，但是平山周、北一辉及和田三郎等人却左瞧孙文不顺眼，右瞧孙文不舒服。他们认为孙文是一个西欧主义者——这几个家伙还真有眼光，连孙文是共济会会员的秘密都硬是看透了——所以他们反对孙文，支持章太炎或是宋教仁出任同盟会会首。
对此，北一辉后来专门写了部《支那革命外史》，用来解释这件事情：
……当时所发生之内讧，诸友皆以发生于不肖入党数月之后，因而归罪于不肖之行动，然而不肖方以彼等各自之色彩逐步趋向鲜明为快，深希彼等各自贯彻其思想之所向，因此敢于置不肖一身之毁誉于不顾也……
……以孙君英美化之超国家观观之，当其被逐时，日本政府赐予之数千金，未尝不可视为对亡命客所给予之国际怜悯，然以太炎国粹主义之自尊心视之，则深以孙君率留学生离去而不示威为憾，且认为孙君实不应密收金钱，如丧家狗之被逐，太炎之所以逼使孙君辞去总理之理由，亦可使人理解者也……
北一辉这个家伙的眼睛实在是太厉害太厉害了，他一眼就瞧出孙文超国家革命的共济会思想，相比之下，这个日本人更欣赏章炳麟富中国特色的“国粹主义”，这就难怪他要跳出来闹事了。
09.托尔斯泰给了中国革命一记闷棍
如果说，孙文的共和思想不成体系，只是东拿一点西借一点的话，那么如章炳麟，就连拿借的本事都没有。
章炳麟被世人戏称为章疯子，他最大的毛病是说不上两句话就动手打人。有一次他正在吃饭，一边吃一边和黄兴讨论问题，却不料他突然发了飙，操起饭碗砰的一声砸在黄兴的脑门上，砸得黄兴满脸是血，黄兴却只能尴尬赔笑——总不能他发疯你也发疯吧？挨了疯子的打，只能吃哑巴亏，换了谁也只能是自认晦气。
章炳麟的疯人疯事太多，此人初到日本，警察厅前来调查户口，让他填写一张表格，章炳麟给人家如此填写：
出身：私生子。
职业：圣人。
年龄：万寿无疆。
……连填个表格都这么胡闹，说他神经正常，这事谁能相信？
章炳麟之所以发疯，是因为他比较恼火，概因此人胸中所学，超过此前此后的任何人，他是重量级的国学大师，但就在这位国学大师的脑子里，知识与学问堆如小山，毫无秩序地摆放在一起，偏偏就是没有能够发酵酿生出伟大的思想来。只有学问而没有形成自己的独家思想，就只好掉书袋，最终成为迂腐不堪的老冬烘，书呆子。不唯是章炳麟，这种事放在任何人的身上，都会让人发疯的。
孙文以其大杂烩思想能够领导群伦，那是别人脑子里连杂烩都没有，所以若是不论学问，不比谁看的古书多，单只看谁的思想更有价值的话，那么孙文至少要比章炳麟高出半个格来。
领袖的思想只比部属高出半个格，这实在是件危险的事体，要知道，就在这半个格之上，还有一位真正的思想导师邹容，若非这少年耗尽了自己的精力，瘐死狱中，只怕孙文很难形成大影响。
更危险的是，一旦再出现与邹容同一层极的人物，孙文的权威就会遭受到强有力的挑战。
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个能够有资格与邹容相提并论的思想大家，还真的来了。
而且一次就来了两个：刘师培与何震！
这两个人又是个什么来历呢？凭什么就说他们是思想大家？
刘师培和何震，是一对恩恩爱爱的小夫妻，两人一边恩爱，一边琢磨革命思想，当时刘师培还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叫做“激烈派第一人”，意思是说，天底下我最革命，谁也比不了我。这一对恩爱夫妻大闹上海滩，宣传种族革命，惊得地方官欲哭无泪，苦苦哀求他们快换个地方去革命……于是刘师培夫妇就跑到了东京，还和章炳麟住到了一起，共同探讨革命之路。
三个人的主要议题是：留小脚梳辫子的辜鸿铭其人。
这位辜鸿铭在两湖总督张之洞门下做幕僚，此人学贯中西，懂七八国洋话，他每次出国，都故意拖着大辫子，单挑洋人最多的地方，拿张洋人的报纸倒过来看，当众洋人看得惊奇，笑得前仰后合之时，辜鸿铭却将报纸一收，拿洋话呱唧呱唧把报纸上的新闻背诵一遍，顿时惊倒无数洋人。
辜鸿铭对西学研究得太深，知晓其弊，结果不幸掉头栽进了国粹主义的泥潭之中，他游走列洋，公开讲演，劝说西洋诸国效法中国，废除一夫一妻制，建立一夫多妻制，一夫多妻好，就是好来就是好……
辜鸿铭宣扬一夫多妻，目的是为了激怒西洋女性，存心惹事。果然，就有许多西洋女人跑去和他公开辩论，认为一夫多妻的社会制度，不如一妻多夫，男人的持久力明显不如女性，因此一妻多夫更科学。
于是辜鸿铭笑曰：你看这茶壶和茶碗了没有？这茶壶就是男人，这茶碗就是女人，从来都是一个茶壶配几个茶碗，谁见过一个茶碗配几个茶壶的？
如此妙喻，令得坚持一妻多夫的西洋女人目瞪口呆，再也无话可说。
总之，辜鸿铭此人有意以惊世骇欲的奇论宣传中国传统国粹，攻击西学之弊，单只是和洋女人理论，已经没什么刺激了，于是辜鸿铭决定找个洋大腕，好好大干一场。
他挑选了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下手，于1906年通过俄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给托尔斯泰寄去了他自己用英文写的书：
一篇是《尊王篇》，另一篇是《当今，皇上们，请深思！论俄日战争道义上的原因》……单看这两个标题，不像是两本书，倒像是两篇文章。
大文豪托尔斯泰收到这两部书之后，隔不久就写了封复信：《致一个中国人的信》。发表在德文版《新自由报》、法文版《欧罗巴邮报》及日方版《大阪每日新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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