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宋教仁。哿。”
3月22日清晨,宋病势恶化,双手发冷,目睛仰翻,嘴里说:“我们要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对外。”延至早上4点钟,已不能言语,只以黯淡的眼睛环顾四周,作依依不舍状。
黄兴、于右任、陈其美、范鹤仙等均围侍病榻旁。黄在宋耳旁大声地说:“钝初,我们会照料你的一切,你放心去吧!”宋用力睁开眼睛,眼中泛起了泪珠,慢慢慢慢地断了气。黄兴、于右任等伏尸恸哭。陈其美捶胸跌足说:“不甘心,此事真不甘心!”
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卓越的政论家,一代英豪,就这样与世长辞,他这时只有33岁,高才英年,如日中天,做梦也没有想到会这样不明不白地遭了暗杀。
他的伟大在于他临到死亡关头还没有抛弃要感化袁世凯的伟大幻想,他希望袁能为他的临死赠言所感动,能够化伪为诚,化私为公,化蹂躏民权为保障民权,化弁髦法律为尊重法律。
他死前并不知道谁是杀害他的凶手,但他自知没有仇人,只有政敌,他想不到政治斗争要出以暗杀,他怎会想到主使杀他的人竟是袁世凯呢!
宋教仁断气是在3月22日午前4时,于23日午后3时大殓,陈其美亲自替亡友去买棺材,化了200银元,同时请了相馆的人来给宋遗体拍照。拍照时黄兴主张让宋衣冠整齐,以符生平的光明正大,范鹤仙则认为宋氏遭此惨祸,不可不留一历史性的照片,必须把赤身伤痕也摄出来,于是拍了两张照片,一张摄赤身的,一张摄正冠礼服。
宋被刺殉难后,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布通告说:“本党代理理事长宋先生之丧,各党员缠黑纱志哀。”
孙中山前于2月21日赴日本考察铁路政策,正在长崎,听到宋教仁被刺身死,极为悲悼,即由长崎致电北京国民党本部和上海国民党交通部,令党人合力查出宋氏被刺的真实原委,以谋昭雪。
北京方面听到宋氏被刺,也极感震动,尤以国民党总部丧失了实际的领导人,既哀悼又激愤,纷纷去电上海询问真相。黄兴乃于22日致电北京《民主报》主持人仇蕴存,说明宋氏被刺遇难经过,请刊诸报端,宣示中外,电文如下:
“北京《民主报》仇蕴存兄:叠接都中诸友来电殷殷垂问宋钝初先生受伤情形,刻值治丧忙迫,未及一一拟答,殊深歉仄。特详述于下,请登诸报端,以慰哀感。钝兄于念夜十时四十五分由沪赴京,在车站被奸人由背后施枪,弹由右脊腰上部掠肾脏穿大肠直透下腹皮停止,当即送入附近铁道医院医治。此时钝兄伤虽重而精神如常,然自知必死,即口授致大总统电文,并述对将来之政见,一一告别同志,绝不提及家事,惟云老母年高,不可使知变状。十二时卅分即将子弹取出,念一日午后二时,复集医士五人剖治,又将肠伤缝补涤尽,遗出食物及污血,仍合其口此后神人不谅,死不瞑目矣,竟尔绝命。呜呼!当此国势飘摇之际,而有如此奸徒,不顾大局,戕贼人道,行此暗杀手段,痛何如之,诸君当亦同声一哭也。凶徒正在密探,尚未缉获,谨此讣闻。”
袁世凯在北京作成毫不知情状,他于21日得知宋被刺消息,表示非常意外,即发一电云:
“上海宋钝初先生鉴:阅路透电,惊闻执事为暴徒所伤,正深骇绝。顷接哿电,方得其详。民国建设,人才至难,执事学识冠时,为世推重,凡稍有知识者,无不加以爱护,岂意众目昭彰之地,竟有凶人,敢行暗杀,人心险恶,法纪何存?惟祈天相吉人,调治平复,幸勿作衰败之语,徒长悲观。除电饬江苏都督、民政长、上海交涉使、县知事、沪宁铁路总办,重悬赏格,限期缉获凶犯外,合先慰问。”
22日午后4时,袁方午睡初起,秘书等奔告宋去世消息,袁还愕然说:“有这等事吗?
快拿电报来。”秘书捧了束电报来,是陈贻范一电,黄克强一电,江孔殷一电。袁做出极惋惜的样子说:“这怎么好呢?国民党失去了宋纯初,少了一个明白事理的首脑,以后越难讲话了。”这时他还命秘书草拟电报,草拟优恤命令,处理宋身后事,他假惺惺地想借这些来冲淡宋的惨死,他的慰问电云:
“宋君竟尔溘逝,曷胜浩叹!目前紧要关键,惟有重悬赏格,迅缉真凶,彻底根究。
宋君才识卓越,服务民国,功绩尤多,知与不知,皆为悲痛。所有身后事宜,望即会同钟文耀(即沪宁铁路总办)妥为料理。其治丧费用,应即作正当开销,以彰崇报。”
他以为这次宋被刺事件是天衣无缝,永不会被人所知。他捻髯微笑,认为又轻轻易易地去了一个政敌,可是表面上却装出一个“坏我栋梁”的样子,并且下了一道缉凶命令,有“暗杀之风,尤乖人道”云云。
宋教仁遇刺殉难,使已经是风雨欲来的时局,变成了大雷暴雨,也是刚满15个月的中华民国一件最耸人听闻、触目惊心的事。
对于宋为何被刺?何人所刺?各有说法,言人人殊。于是谣言不胫出走,大多数人尤其是国民党方面,均认为是袁世凯,可是北洋方面则散播空气说宋被刺是国民党内讧,自相残杀。
宋的政见和孙中山,和黄兴,和国民党内一部分人相左是事实。如南京临时政府时代,宋坚主责任内阁,其他人均反对,后来定都南北之争,宋亦是主张定都北京,与孙、黄定都南京意见不同。国民党的组成,宋的策划和贡献最大,因而成为实际的领导人,一部分革命党和同盟会中人对宋也颇不满,这些都是事实,当国民党组成后,外间谣言甚炽,宋教仁曾于民国元年9月16日发表一封致各报的公开信:
“连日各报载国民党事诸多失当,甚且如《民视报》等谓孙中山先生辞理事职出于鄙人之排斥,《新纪元报》等谓孙、黄有冲突,皆不胜骇异。此次国民党之合并成立,全出于孙、黄二公之发意,鄙人等不过执行之,故党员无论新旧,对于孙、黄二公皆非常爱戴。此次选举理事,孙先生得票最多,惟孙先生此后欲脱离政界专从事于社会事业,故不欲任事,曾经辞职,已由鄙人与各理事再三挽留,始允不辞,现已推为理事长。鄙人与孙先生从事革命几及十年,何至有意见之争,且国民党新立,正赖有功高望重如孙先生者为之主持,亦何至有内讧之原因耶?至于黄克强先生与孙中山先生同为吾党泰斗,关系之亲切,天下皆知,此次北来调和南北意见,主持大计,两公无丝毫之歧异,更何至有冲突之事,如各报所云云乎。方今时事艰难,非有强大真正之政党作中流之砥柱,何能挽回危局。而强大真正之政党,尤非社会扶持,各党互相奖勉不能成立。关于政见,各党即互有不同,然总不宜猜忌离间,日望敌党之不发达。吾人改组国民党时宣言政党宜二大对峙,希望自党发达,同时并希望反对党亦发达,能至旗鼓相当而后已。诚以政党须有道德,其态度固应如是也。作此等谣言之各报,属于何党固不必辨,鄙人总深盼其守政党道德,不再事无谓之猜忌与离间,平心静气以评论国家事,扶持各党,使渐臻于健全之发达,庶几各党乃得日即稳固,从容研究。其在议院有正当之主张,不事喧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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