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几天,朱瑞仍然穿了袁所赐狐皮袍子和马褂到总统府向总统辞行,到了总统府后,气象为之一变,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戒备严密,像在进行大典一样。朱走进了居仁堂,那儿也站满了全身披挂的武装士兵,袁世凯穿了一套金边耀眼的大元帅服,巍然高坐,还没待朱开口,袁便声色俱厉地告诫了朱一场,什么“军人不可无纪律”,“军人应以服从为天职”。这一番话完全是长官训斥部下的口吻,朱在下面所了,吓得一个字也说不出,头也不敢抬起来,浑身淌着大汗,内衣内裤都湿透了。
朱这次在北京,就只见了袁两次,两次的见面彻底相反,弄得朱如同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袁惯会做戏以玩弄他的部下,“怀之以德,然后临之以威”,使得他的部下很吃他这一套手法。
和朱瑞采取中立立场的,还有云南都督蔡锷。
袁于民国2年9月25日下了一道命令:“蔡锷准给病假三月,着来京调养。调唐继尧署理云南都督。派刘显世为贵州护军使。”
蔡锷于10月10日把都督印信交由军长谢汝翼代管,没有和任何人告别,悄悄地离开了美丽而四季如春的昆明。民政长罗佩金也随他离滇。本来袁对云南有鞭长莫及之苦,现在袁军事上已膨胀至长江以南,声势上已统一了全国,因此就不把云南放在眼中,所以他用给假三月来调蔡锷入京。
蔡锷到了北京,袁依样葫芦,用对付朱瑞那套戏法来对付蔡。可是蔡锷不是朱瑞,他有胆有识,头脑又冷静,意志又坚强,因此袁的戏法在蔡身上完全不发生作用,袁真的也好,假的也好,蔡根本完全置之不理。袁拿这个“宝古老”(湖南人称宝庆人为宝古老)没有办法,深感难于对付,因此不放他离京,并且派密探监视蔡的一举一动。
袁本来有一个计划下蔡的毒手,制造了一份假情报,诬蔑蔡在云南计划脱离中国版图,另建一国,自封为“大汉王”。袁在这个假情报上亲批“应查”两个字归档。这个举动是寓有深意的,因为他发觉蔡是个长于治军而严肃不苟的人,很想争取蔡为心腹干部,如果蔡在云南抗命不交出都督大印,或是不就范听话,他便随时可以抽出这件档案来加蔡一个叛国罪名,这就是所谓“不用则杀”的办法。
蔡在北京期间,袁派为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总裁是段祺瑞。11月奉派与李经羲、梁敦彦、樊增祥、宝熙、马良、杨度、赵惟熙等组织政治会议,李经羲为会长,又和阎锡山、张绍曾、尹昌衡、蒋方震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
当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有一件政治秘密,除了极少数袁的亲信外,是很少有人知道的。原来袁在对南方用兵前,就决定要逐步进行“废省改道”的计划。这个计划是废除省一级,而以省以下的道(一省可以分为几个道)为地方行政的最高单位。道设道尹管理民政,又设镇守使管理军政。这个计划准备先在几个省区实行,然后全面推广,达到全国废省改道的目的。为什么他要决定这样一个缩小行政区域的计划呢?他是为了避免藩镇之祸。他在用兵初期,就不露声色地进行这个计划,他任命李纯为江西护军使、王占元为湖南护军使、张勋为江北镇抚使、倪嗣冲为皖北镇守使、龙济光为广东镇守使。
这一连串的人事命令中没有一个都督名义,他初意在这些地区都不设立都督。此外黑龙江只有护军使朱庆澜,后来贵州都督唐继尧调任云南都督后,也只提升刘显世为贵州护军使而不给以都督名义,福建都督刘冠雄调任海军总长后,就派李厚基以镇守使名义统率该省军队,这三省不设都督,就是先废都督以达到第二步废省设道的目的。
可是,袁这个计划对北洋系军人来说,是遭受到彻底反对的。他们过去“只知有袁宫保,而不知有大清朝”,后来“只知有袁大总统,而不知有民国”,他们所以如此,是为了“水涨船高”,“大哥做皇帝,把弟是一字并肩王”,袁利用他们打天下,他们则利用袁作为个人取得功名富贵的桥梁。
在对南方用兵开始时,就有人劝袁对废省废督问题不应操之过急,因为可能影响到前方将领的士气。袁自然更懂得这个道理。待到南方军事胜利后,又有人劝他不能执行这个计划,因为统一的局面还不够稳定,如果使到北洋军将领情绪低落,岂不是给了国民党重振旗鼓的大好机会,因为这一个做法是降低北洋军人的地位和削减他们权力,在天下未彻底稳定以前,是需要从长计议的。于是这个计划便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了。
秘密逐渐泄漏了,慢慢地传到北洋系军人耳中,他们开始对他们的“老头子”不满了,于是大家都抓紧了自己的军队,并且在大圈圈中(北洋系)制造小圈圈(后来的安福系、奉系、直系、皖系等等)。凡是牵涉到有关利害权位问题时,他们对袁并不完全服从,同时采取强硬的态度,如张勋调离南京时提出条件就是一个例子。
袁在赣宁之役战胜国民党后,表面上他是统一了中国,军事力量由北方达到了南方,可是也就是从此开始,北洋军系已不是可以称心如意,由他摆布。他在外形上好像是威望提高了,其实他的控制力却相对地减弱了。
北洋军阀史话
五十三、蹂躏民主
当民国2年正式国会尚未成立前,各政党对于宪法起草问题意见颇不一致,大别之有三派:第一派是国民党的主张,认为宪法的起草和制定,是国家主权攸关,当然是国会的职责。依《约法》的规定,国会成立后,应由国会选出起草委员编定,经参众两院议决。第二派是梁启超等所倡导,而为当时十八省都督及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所赞成,此派主张由政府组织宪法起草机关,以现在临时参议院、各省都督、各政党和总统府所派的委员编定宪法,提交国会议决;第三派为袁系的主张,认为现时政党意见不一,政府设法由大总统直颁宪法起草命令,布告全国,以免政争。正式国会成立后,由于国民党在参众两院都获得压倒的多数,因此,国民党主张便获得胜利,两院选出了宪法起草委员,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中,国民党的委员占了大多数。
当宪法起草在进行中,袁世凯对于行将制定的正式宪法最引为深虑的是两个问题:
一是大总统任命国务员有没有必需获国会同意的必要;二是大总统有没有解散国会的权力。袁认为过去一年多的经验,内阁曾三次改组,每一阁员的任命胥经国会同意,议员则多方留难,因此,袁认为正式宪法中,应该取消国会同意任免阁员权和总统有解散国会权。
袁的这两个问题自然遭到国民党的宪法起草委员的猛烈抨击,这时恰遇到二次革命,袁政府和宪法起草委员会乃发生更尖锐的冲突。2年8月中旬,起草委员徐秀钧首被逮捕,并被解往九江枪决。8月27日政府复捕去国民党籍之参议员朱念祖、高荫藻、张我华、赵世钰、丁象谦等五人,和众议员常恒芳、褚辅成、刘恩格等三人。内中张我华、赵世钰、褚辅成、刘恩格四人为宪草委员。其后褚辅成、朱念祖被解往宿县,常恒芳解往安庆,赵世钰等五人羁押于天津,至国会解散后始获释。褚辅成和朱念祖在袁死后,国会复活才与常恒芳同时出狱。袁解散国会后,更有徐镜心被杀于北京,段世恒死于陕西。这是一页非常痛心而悲壮的民主奋斗血泪史,袁世凯为了议员们不听从他的意见,而采取的暴行中,统计宪法起草委员被杀的有三人,被捕的有四人,实在是我国立法史上最惨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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