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友会,会长刘揆一。(二)政友会,首创者为景耀月和孙毓筠。(三)癸丑同志会,由湖南众议员陈家鼎组织。(四)集益社,为广东人结合之团体。(五)超然社,为国民党湖南议员郭人漳及夏同龢所组。
在南北战争时,留在北京国会的国民党议员仅有150名,在国会中已毫无力量。
北洋军阀史话
五十四、熊希龄名流内阁
民国2年五六月间,国民党尚未发动二次革命,北京政局很沉闷,赵秉钧的内阁看来是一个过渡,有一天袁的心腹杨士琦和杨度谈到袁世凯的政治趋向,杨士琦说:
“辛亥年南方闹革命时,项城不便直接取政权于清朝,当时最好的妙着是利用同盟会和革命军的力量来推翻清朝。清朝推翻了,项城和同盟会的合作关系就发生了问题,项城一定要排斥同盟会而独霸天下的,据我看,这个时期必然就要到来。同盟会虽然改为国民党,而且好像声势很大,可是项城绝不容许他日益坐大的,等到国民党被他铲除后,他必然要废止内阁制的《临时约法》,而代之以总统制的新宪法,到了那个时候,他在政治方向上的选择,只有两条路,或是维新,或是守旧。维新就要起用新人物来行新政,守旧则要把从前的旧官僚找出一个来,同时恢复一切旧制度。晳子,你是项城夹袋中新人才的魁首,将来前程远大,必须早为之计。”
这两杨(杨士琦和杨度)都是袁的重要干部,杨士琦和袁的关系很深,他的哥哥就是清末继袁之后做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杨士骧,而他本人追随袁很久,因此对袁的政治作风和企图自然最了解。不过,他仍还不能算彻底明了袁的真心,他以为袁是新旧时代交替中的人物,可以新,也可以旧;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其实袁是彻头彻尾的旧人物,温故而不知新,他只是会利用新人物,伪装懂得新事物。
杨度听了杨士琦的这番政治风向的分析,心中暗暗欢喜,竟然也以为自己不久就入阁拜相了。
二次革命爆发后,公然传出杨度或杨士琦组阁的消息。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袁却秘密地派吴芨孙到青岛去迎接徐世昌。徐世昌是袁的知交老友,清末他出将入相,辛亥首义,他是策动袁东山再起的主要人物,可是清帝退位后,他便去青岛归隐,他的言行和政治立场,完全是守旧的。他在青岛闹过这么一个笑话,德国胶州总督假青岛大学欢宴他,青岛大学的客厅非常堂皇,铺了厚厚的地毯,这位徐世昌公然把一口又浓又厚的痰吐在地毯上,使主人和陪客大惊失色,有人把这事写在桃花梦小说上,青岛人传为笑话。
袁的做法给杨士琦猜中了,不过他不是用新人物而是用旧官僚,邀徐世昌就是一个好证明。徐对袁的邀请当然很动心,不过他还要保持前清遗老的身份,因此不好意思马上答应,做出一个欲迎还拒的姿态。在袁来说,由专制而共和,再由共和而恢复专制,似乎不能变得太快,因此他对于徐不即来,也不勉强。于是他暂时放弃邀徐组阁。而改邀温和派的熊希龄组阁。
熊希龄是进步党党员,可是,他并不是主要的党魁。他在唐绍仪内阁中担任过财政部长,和黄兴大打笔墨官司,卸职财长后,外调热河都统,那是民国元年12月12日发表的。他在热河,发生了热河行宫盗宝案,使他被株连在这件案子中,颇受嫌疑,这正给袁一个好机会,因为袁平生最喜欢用有弱点的人,拿了他的把柄,就不怕这人不听话。
袁的御人术中,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熊在热河接到袁的来电,请他返北京组阁,他竟自高身价,三番两次力辞,最后一电这么说:“今日以浅暴之徒,造成一寡廉鲜耻之社会,虽有孔子复生,无从为力,拟俟边局稍定,即归营社会实业之事,不愿与闻政治,并望总统致此世于郅治,龄得享共和幸福……”云云。袁复电则说:“……纵不能如孔子之期月已可;亦当念孟子之舍我其谁,想公弘毅,当韪是言。余虽不能冥忘世事。但若孤立无助,我将先公归田……公即不忍,望来京一行,计议大局。”于是熊才在半推半就中入京。未入京前,他的组阁大命已发表,且得国会同意。
民国2年7月31日袁任命熊希龄为国务总理。这时候,南北战争还在进行,南京还在争夺战中,广东、湖南、福建、四川都在闹独立。在北京,国民党虽然仍是国会中的第一大政党,可是已经是有名无实,发生不了大作用。袁这时提出以进步党的熊希龄组阁,在国民党议员看来,进步党的内阁比军阀内阁好些,而进步党在国会中是第二大党,因此国会投票表决熊希龄为国务总理的时候,自然非常顺利地获得通过。
熊本人被总统提名,和被国会同意,虽然极为顺利,可是他的内阁却很难产,阁员名单迟迟不能决定,这是由于人选和职位的安排非常困难,这些困难不是来自国会,而是来自袁世凯。熊既然接受了组阁大命,就希望组成一个全国的第一流的“人才内阁”,想把全国的“大名流”都网罗在新阁中,足以一新耳目。在熊的心目中,所谓的人才和名流,当然是属于进步党或从前的君主立宪派。熊的想法和袁的打算是不相符的。袁对于内阁中的财政、陆军、外交、内政、交通几部的人事决不放手,早有安排,只留下教育、司法、农商三个部给熊支配。这三个部都是冷衙门,在袁与同盟会合作时期,他曾把这些衙门分配给同盟会,民元第一个袁政府的内阁,蔡元培是教育总长、王宠惠是司法总长、宋教仁是农林总长,如今把同盟会换成进步党,在袁看来,进步党手无寸铁,决非当年同盟会和后来的国民党可比,配给三个部,代价已算很高了。
熊希龄组阁后,杨度拜相的希望落空。熊希龄和梁启超、杨度之间有一段不寻常的关系。清朝末年,熊希龄以道员记名,随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当时的宪政报告几篇大文章,就是熊去请杨度和梁启超执笔的,他们三人自那时便已订交。在随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之前,熊是在湘抚陈宝箴下面作事,陈很器重熊。皮鹿门在湘南讲学时,熊亲自摇铃召集听众,时人戏撰一联曰:“鹿皮讲学,熊掌摇铃。”由于他是陈宝箴的红员,又有人戏撰一联曰:“四足不停,到底有何能干?一耳偏听,晓得什么东西?”熊从湘抚的红员又屈身为体操教习,又由教习而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法的随员,最后以“清才硕望”拜命组阁。他的内阁以名流内阁相号召。他没有忘却当年和他合作,捉刀写考察宪政的杨度,他们是同乡,又是老友,何况杨度也的确是才高北斗,名满天下。因此他向袁报告,想延揽杨度入阁,袁说:“我无所谓,你去和晳子商量商量。”熊找到杨,杨表示欲为交通总长,这使熊颇感为难,因为交通部乃是梁士诒的禁脔。梁士诒当时是总统府秘书长,又以财政部次长代理部务,他不入阁,因为他任总统府秘书长地位尤为重要,他是交通系的领袖,交通方面的一切事权,他都不会放松的。杨度想当交通总长,熊知道很难通过,可是又无法拒绝,乃向袁报告,袁和梁士诒商量,梁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晳子对交通是门外汉”。杨的交通总长便落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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